神经行为与不同铅暴露水平新生儿脐血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含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铅暴露新生儿脐血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与新生儿神经行为评分(NBNA)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法选择2011—2012年于太原市某医院足月顺产的新生儿，采集新生儿脐血，纳入脐血铅含量≥0.48μmol/L的男、女婴各30名，作为高铅暴露组，共60名；将脐血铅含量<0.48μmol的新生儿纳入低铅暴露组，并按照性别构成、孕周、体重、身长和头围与高铅暴露组进行配对，终纳入60名。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血铅水平，新生儿20项神经行为检查法检查新生儿神经行为发育状况，ELISA法检测脐血血浆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的含量。比较两组新生儿脐血BDNF含量以及NBNA得分，并将血铅水平与BDNF、BDNF与新生儿NBNA得分进行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高铅暴露组脐血铅含量为（0.613±0.139）μmol/L，高于低铅暴露组脐血铅含量的（0.336±0.142）μmol/L（t=3.21，P<0.001）。高铅暴露组新生儿NBNA总分[(36.35±1.86)分]、主动肌张力得分[(6.90±0.27)分]和一般评估得分[(5.93±0.32)分]低于低铅暴露组[分别为（38.13±0.96）分、（7.79±0.35）分、（6.00±0.00）分，t值分别为8.21、10.23、2.32，P值分别为<0.001、<0.001、0.037]。高铅组新生儿脐血中BDNF含量[（3.538±1.203）ng/ml]高于低铅组[（2.464±0.918）ng/ml](t=7.60，P<0.001)。相关性分析发现，脐血中BDNF含量与神经行为总分、被动肌张力、主动肌张力得分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7、-0.29、-0.30，P值均<0.001）。结论脐血铅暴露可引起新生儿神经行为损害，引起脐血BDNF含量增加，可能可以作为铅引起新生儿神经行为损害的生物标志物。

武汉市江岸区温度在大气颗粒物短期暴露对居民死亡影响的修饰效应

目的：分析温度在大气颗粒物短期暴露对居民死亡影响的修饰效应。方法2002—2010年间武汉市江岸区户籍居民非意外死亡、呼吸系统死亡、循环系统死亡资料来源于武汉市江岸区CDC，PM10浓度来源于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温、湿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的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将日均温度进行分层，建立分层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武汉市江岸区2002—2010年不同温度区间下大气污染对死亡的影响，并比较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人群的差异。结果研究期间每日非意外死亡、循环系统死亡、呼吸系统死亡人数P50分别为11.0、5.0和1.0例，PM10浓度的P50为108.0μg/m3，日均温度P50为19.0℃。极端高温（日均气温≥33.4℃）可增强PM10对人群死亡的影响，PM10每增加10μg/m3，非意外、循环系统及呼吸系统死亡分别增加2.95%（95%CI：1.68%~4.24%）、3.58%（95%CI：1.72%~5.49%）、5.07%（95%CI：2.03%~9.51%）。而极端低温天气（日均气温<-0.21℃）增强了PM10对呼吸系统死亡的影响，PM10每增加10μg/m3，人群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增加3.31%（95%CI：0.07%~6.64%）。高温时，PM10短期暴露对女性、≥65岁人群以及高教育水平人群的非意外死亡影响明显，PM10每增加10μg/m3，非意外死亡分别增加4.27%（95%CI：2.45%~6.12%）、3.38%（95%CI：1.93%~4.86%）和3.47%（95%CI：1.79%~5.18%）。而低教育水平人群对低温更敏感，PM10每增加10μg/m3，人群非意外死亡增加2.11%（95%CI：0.20%~4.04%）。结论温度对PM10与死亡的关系存在修饰效应，且在不同年龄、性别及教育水平下有所不同。

中国12省份中小学生视屏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中小学生学习日和周末视屏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2年4月至6月，按照中国地理区域分布，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取4个省份。采用方便抽样，在上述每个省份抽取城市、农村小学各2所，城市、农村初中各2所，每所学校每个年级各抽取2个班级，共调查了51866名学生，终收回有效问卷43771份。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及学习情况，以及近1周内学习日（周一至周五）和周末（周六至周日）平均每天看电视、使用电脑、使用手机的时间。比较学习日与周末视屏时间及视屏时间过长（>2 h/d）检出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结果中小学生学习日、周末视屏时间过长检出率分别为16.2%（7082/43771）、41.5%（18141/43771）（χ2=6280.14，P<0.001）；学习日和周末视屏时间P50（P25～P75）分别为0.9（0.4～1.6）、1.8（1.0～3.0）h（Z=-131.26，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学习日，相对于小学、女生、家庭所在地为农村、居住在东部地区、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3d/周的学生，中学、男生、家庭所在地为城市、居住在西部地区、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2d/周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2.01、1.54、1.21、1.09、1.07，P值均<0.05；相对于自评成绩好的学生，自评学习成绩中等、差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24、1.73，P值均<0.05；相对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学生，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41、1.47、1.52，P值均<0.05；相对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学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40、1.52、1.47，P值均<0.05。在周末，相对于小学、女生、家庭所在地为农村和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3 d/周的学生，中学、男生、家庭所在地为城市和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2d/周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2.11、1.51、1.20、1.05，P值均<0.05；相对于自评成绩好的学生，自评学习成绩中等、差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09、1.26，P值均<0.05；相对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学生，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29、1.30、1.19，P值均<0.05；相对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学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19、1.16，P值均<0.05。结论中国中小学生视屏时间较长，周末视屏时间长于学习日；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居住地区、自评学习成绩、父母文化程度和体力活动强度的学生视屏时间存在差异。

中国居民指示性多氯联苯膳食摄入水平研究

目的：调查中国居民通过膳食摄入指示性多氯联苯（PCBs）的情况及其潜在健康风险。方法样品来自第五次中国总膳食研究（2009—2013年）。采样根据地理位置和膳食习惯将中国分为南方区和北方区，每个区选取10个省份，进行消费量调查及样品的采集。每个省份设3个采样点，包括1个城市点和2个农村点。本研究根据PCBs主要污染的食品类别和中国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品类别，选取了其中肉类、蛋类、水产、乳类、谷类、豆类、薯类及蔬菜8类食品膳食样品，共160份膳食样品进行测定。应用稳定性同位素稀释的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主要膳食中7种指示性PCBs污染水平，并结合食物消费量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居民指示性PCBs的膳食摄入水平。结果目前中国8大类膳食中指示性PCBs含量范围在0.8～1300.1 pg/g之间；水产品指示性PCBs含量[（307.8±302.4）pg/g]高，其后依次是蛋类和肉类，分别为（76.6±92.1）和（63.0±54.9）pg/g。中国不同省份指示性PCBs的膳食摄入量明显不同，范围为0.13～3.58 ng·kg-1·d-1，平均为（0.67±0.77）ng·kg-1·d-1。摄入量高的是福建（3.58 ng·kg-1·d-1），其后依次是上海（1.48 ng·kg-1·d-1）、浙江（1.09 ng·kg-1·d-1）。与美国有毒物质和疾病注册处提出PCBs的低风险剂量值(MRL)值（20 ng·kg-1·d-1）相比，高膳食摄入量仅为MRL值的17.9%，平均膳食摄入量为MRL值的3.4%。水产对中国居民人均指示性PCBs膳食摄入的贡献率为48%（0.32 ng·kg-1·d-1/0.67 ng·kg-1·d-1），是主要来源。结论中国居民指示性PCBs的膳食摄入健康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2013年河南省致泻性大肠杆菌病原学与分子分型研究

目的：分析河南省2013年5种致泻性大肠杆菌（DEC）在腹泻人群中分布情况及PFGE图谱特征。方法收集河南省2013年腹泻病多病原监测系统中分离自1037例患者的大肠杆菌菌株，共计1037株，涵盖4个监测哨点医院。采用克氏双糖铁/动力吲哚尿素培养基（KIA/MIU）对大肠杆菌做初步鉴定，热裂解法制备DNA模板，多重PCR鉴定5种DEC。根据国际PulseNet细菌性传染病分子分型监测网络公布的非O157大肠杆菌PFGE分型技术方案，对检出的DEC进行分型。结果1037株菌株中，共检测出125株DEC，总检出率12.05%。其中，肠聚集性大肠杆菌（EAEC）检出率为8.68%(90株)；肠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检出率为2.31%(24株)；肠产毒性大肠杆菌（ETEC）检出率为0.39%(4株)；肠侵袭性大肠杆菌（EIEC）检出率为0.68%(7株)；未检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1037例腹泻患者中男性639例，检出DEC 94株（14.71%）；女性398例，检出DEC 31株（7.79%）。农村患者782例，检出DEC 97株（12.40%）；城市患者255例，检出28株（10.98%）。125例DEC阳性患者中，≤5岁儿童有83例（66.4%）。PFGE分析显示，53株EAEC获得52种带型，每种带型包含菌株数1～2株不等，相似度为66.3%～100.0%；18株EPEC获得18种带型，每种带型均只包含1株菌，相似度为72.6%～94.8%；5株EIEC获得5种带型，每种带型均只包含1株菌，相似度71.9%～98.5%；2株ETEC获得2种带型，相似度小于70.0%。结论4种DEC作为致病病原构成了2013年河南省细菌性腹泻病原谱的重要组成部分；4种DEC携带不同的毒力基因种类，且细菌染色体指纹图谱呈现高度多态性。

高通量测序技术用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溯源调查

目的：建立检测丙型肝炎病毒（HCV）准种群的Hiseq高通量测序（Hiseq测序）技术，并调查一起疑似通过共用针具传播HCV的案例。方法针对2015年1月15日在美沙酮门诊发现的1例HCV抗体阳转静脉注射吸毒者（编号P1），调查在其可能感染HCV的时期内（2014年3月24日之后）与其共用针具、HCV抗体阳性的4例静脉注射吸毒者（编号P2～P5）的流行病学信息，并以与P1在同一美沙酮门诊服药或者居住在同一乡镇、HCV抗体阳性的28例静脉注射吸毒者（编号C1～C28）作为研究对照。分别采集上述33名的全血样品5 ml，提取血浆中的RNA并逆转录后进行HCV基因亚型分析，对亚型与P1相同的样品进行Hiseq测序，分析样品中HCV的准种分布情况，计算样品内和样品间的基因离散率，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 P1样品的基因亚型为3b，与其亚型相同的样品有P2、C7、C12、C14、C15、C16、C19、C20、C28。其中9份成功进行了Hiseq测序，获得的有效序列数为249753～1086333条（平均869608条）。剔除重复序列后，获得3～172个（平均48个）独特准种群的序列。9份样品的样品内基因离散率中位数（P50）为0.4%～12.3%；P1与其余8份样品间基因离散率的P50（P25，P75）分别为19.0%（18.4%，19.8%）、10.4%（2.8%，18.3%）、19.6%（17.8%，21.4%）、24.9%（23.8%，26.1%）、19.8%（18.7%，20.7%）、20.1%（18.9%，21.2%）、20.6%（20.0%，21.1%）、23.6%（22.4%，24.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9.40，P=0.100）；P1与C7个别准种群间的基因离散率为0。系统进化分析显示， P1与P2之间无传播关系，但与C7之间可能存在传播关系。结论 Hiseq测序技术可以在准种水平上有效地用于HCV感染溯源调查，具有高通量、操作较简便、成本相对低、实用价值较高的特点。

甘肃省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2年后接种率调查与分析

乙型肝炎是一种呈世界性分布、严重危害人群健康的传染病。据WHO估计，全球超过33%的人感染过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约3.5亿人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其中25%~40%的人将终转归为肝硬化或肝细胞癌[1]。接种乙型肝炎疫苗（hepatitis B vaccine，HepB）是预防HBV感染的有效的方法[2-3]。中国于1992年将HepB纳入计划免疫管理，2002年将HepB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新生儿HepB免疫策略[4-6]。本研究通过调查与分析甘肃省将HepB纳入免疫规划12年后，不同人群HepB接种情况及影响因素，为今后制订乙型肝炎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2013年北京市PM2.5暴露引起的人群超额死亡风险评估

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室外空气颗粒物污染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在67个危险因素中排列第九位，在东亚地区和中国排列第四位[1-2]。2013年春季，我国爆发了严重的雾霾天气事件，PM2.5导致的健康危害随之进入我国公众视线，成为社会焦点问题[3-6]。在这一背景下，定量计算PM2.5带来的人群急、慢性健康风险是充分估量PM2.5的健康风险，制定相关标准、适应性政策以及应对措施的重要依据。急性效应一般使用日均值计算，评估当日或者2~3d内的暴露所导致的健康风险；慢性效应一般使用年均值计算，评估的是长期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目前我国对颗粒物所致超额死亡的研究大多针对PM10[2,7-11]，对PM2.5所致超额死亡的研究比较少，并且都为针对急性效应的研究[12-14]。然而，慢性效应可能比急性效应的健康危害更大[15]，因此仅关注急性效应的研究结果，可能低估PM2.5的健康危害。

大肠埃希菌的群体基因组学研究

将群体遗传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特定种群多个分离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中，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学科称为群体基因组学(population genomics)。近年来，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低成本、快速获得大量个体全基因组序列成为可能，这推动了群体基因组学在进化领域的广泛应用。本文以经典模式生物大肠埃希菌为例，回顾了大肠埃希菌A、B1、B2、D和E五个基因型之间进化关系的确立历程；总结了基因组突变率、选择信号以及适应性进化模式的分析实例；并对群体基因组学在应对O157：H7和O104：H4菌株所致疫情暴发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尽管发展时间较短，群体基因组学在解析细菌种群结构、探索进化规律以及疾病暴发应对等领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该学科研究对大肠埃希菌以及其他病原细菌的进化与防控研究工作均有积极意义。

多环芳烃暴露与出生缺陷研究进展

出生缺陷是常见的不良围产结局，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是目前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多环芳烃是一类来自于有机物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持久性污染物，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可通过皮肤、呼吸道以及消化道进入人体，并可突破胎盘屏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的多项研究提示，孕期多环芳烃暴露可能与多种出生缺陷的发生有关，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多环芳烃暴露与多种重大出生缺陷的关系，从人群流行病学资料和动物实验证据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综述，结果发现孕期多环芳烃暴露可能是导致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以及唇/腭裂等多种出生缺陷发生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并进一步对可能的致畸机制进行探讨，包括氧化应激、生物大分子氧化损伤、细胞信号转导改变等，以期为出生缺陷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启发。

多溴联苯醚的健康效应研究进展

多溴联苯醚(PBDEs)是一种常见的溴代阻燃剂之一，广泛使用于家具、室内装潢用泡沫塑料、地毯、纺织品、电子产品和建筑材料等产品，主要有神经毒性、神经发育毒性、生殖毒性、甲状腺毒性、免疫毒性、胚胎毒性、肝毒性、致畸性和（潜在）致癌性等效应。本文旨在对PBDEs环境暴露途径、环境暴露水平、神经毒性、神经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进行综述。近年来世界各地环境、野生动物和人体内均检测出PBDEs，各国PBDEs暴露水平差异较大，主要同系物是四溴联苯醚（tetra-BDE或BDE-47）、六溴联苯醚（hexa-BDE或BDE-153）和十溴联苯醚（deca-BDE或BDE-209）。婴幼儿出生前PBDEs暴露对神经发育有较大影响，改变神经心理发育行为、造成认知功能、运动能力和注意力下降。体内高水平PBDEs与黄体生成素含量呈正相关，与睾丸功能失调、儿童隐睾症发生率亦呈正相关；与精子数量和睾丸大小呈负相关。

中国成年人乙型肝炎疫苗免疫策略的循证与思考

随着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得到有效控制，成年人特别是青壮年已成为中国HBV新发感染的主要人群。目前中国成年人乙型肝炎疫苗(HepB)接种主要采取自费、自愿的原则，人群接种率不高。健康成年人接种HepB具有良好的免疫效果；HIV感染者、静脉吸毒者、慢性肝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接种HepB的安全性已被证实，但其免疫效果低于健康成年人。目前许多国家推荐高危人群接种HepB，且取得了一定效果。加强成年人接种HepB后长期效果观察和特殊人群HepB免疫效果观察等相关研究，开展不同策略成年人HepB免疫经济学评价，完善中国成年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策略，已成为加快中国乙型肝炎控制工作的当务之急。

第七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通知

汤臣倍健营养科学研究基金2016年度科研项目招标公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第十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名单

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理事单位名单

更正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第十届编辑委员会委员名单

亮氨酸对3T3-L1前脂肪细胞分化及分化后脂肪生成的影响

目的：观察亮氨酸对3T3-L1前脂肪细胞分化和分化后脂肪生成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机制。方法培养3T3-L1前脂肪细胞，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检测0.0（对照组）、0.5、1.0和2.0 mmol/L亮氨酸处理2 d对细胞增殖的影响。诱导3T3-L1前脂肪细胞分化，分别在诱导开始（维持整个分化过程）以及分化完成后（持续4d）进行亮氨酸处理。油红O染色检测细胞中脂滴数，收集培养基，测定其甘油含量，同时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脂肪分解相关酶、瘦素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通过0.0、0.5、1.0和2.0 mmol/L亮氨酸处理后细胞存活率分别为(100.00±12.10)%,(102.73±12.38)%,(103.94±14.65)%和(108.70±5.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07, P=0.383）。细胞分化过程中，0.0、0.5、1.0、2.0 mmol/L亮氨酸处理组的脂滴相对数分别为1.00±0.06、0.94±0.09、0.82±0.08和0.79±0.04（F=11.74, P<0.001），1.0、2.0 mmol/L亮氨酸组低于对照组（P值分别0.002、<0.001）；分化完成后亮氨酸处理的各组脂滴相对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6, P=0.924）。细胞分化过程中用0.0、0.5、1.0和2.0 mmol/L亮氨酸处理，培养基中甘油含量增值分别为(65.04±11.75)、(71.45±23.71)、(79.37±17.63)和(110.32±25.36)μmol/L（F=2.92, P=0.100），2.0 mmol/L亮氨酸组含量高于对照组（t=2.73, P=0.026）；分化完成后亮氨酸处理的各组甘油含量增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0, P=0.528）。分化过程中采用亮氨酸处理，上调了磷酸化激素敏感脂肪酶的蛋白表达[采用0.0、2.0 mmol/L浓度的亮氨酸处理后，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1.00±0.08、2.54±0.27（P<0.001）]，下调了脂滴包被蛋白、瘦素和瘦素通路相关的瘦素受体、Janus激酶2和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的蛋白的表达[采用0.0、2.0 mmol/L浓度的亮氨酸处理后，相应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1.00±0.03）比（0.31±0.07）、（1.00±0.08）比（0.22±0.07）、（1.00±0.07）比（0.21±0.04）、（1.00±0.03）比（0.35±0.05）、（1.00±0.06）比（0.34±0.05），P值均<0.001]。结论亮氨酸通过调控脂肪分解酶和瘦素信号通路抑制了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脂肪的形成，但对分化完成后的脂肪细胞无影响。

美国国家环境健康风险追踪体系及其启示

全球范围内24%的疾病负担可归因于环境因素[1]，而在我国，大气、水体、土壤、室内空气污染及重金属暴露等危害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趋于复合化，造成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1-3]，因此理清环境因素与健康效应的关系进而控制和减缓健康问题成为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获取环境与健康综合数据，是研究和解决环境健康问题的重要前提。环境健康综合监测对环境因素、健康效应同时开展监测，从而系统地获取环境污染物水平、人群健康效应现状与其二者的关系，这不仅对推进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环境健康管理宏观决策与具体政策的制定[4-5]，因此在我国开展环境健康综合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首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的应急处置与防控策略探讨

寨卡病毒病，也称寨卡热，是由寨卡病毒引起并通过蚊媒传播的一种病毒性疾病[1]。寨卡病毒还可能通过母婴、性行为和血液等途径进行传播[2]。2015年，巴西出现首例寨卡病毒本地感染病例，此后寨卡病毒疫情在美洲国家迅速传播、扩散[3-5]。目前，全球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寨卡病毒疫情，其中39个国家报告寨卡病毒本地流行。在寨卡病毒疫情发生时，巴西等国新生儿小头畸形病例数显著增加，现有证据提示，新生儿小头畸形可能与孕妇寨卡病毒感染有关[6]。疫情的快速蔓延及与小头畸形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2月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确诊江西省赣州市赣县报告的1例发热出诊病例为全国首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7]。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三级医疗卫生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文通过描述分析该起疫情应急处置的整个过程，探讨输入性寨卡病毒病的防控策略和措施。

关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刊出论文中英文缩写的公告

乙型肝炎疫苗初次免疫成年无应答者再次免疫后4年抗体持久性观察

目的：评价乙型肝炎疫苗（HepB）初次免疫成年无应答者再次免疫后4年的免疫持久性。方法于2009年9月，以山东省章丘市3个乡镇共79个村为研究现场，选取既往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和/或HepB免疫史、居住6个月以上、健康状况良好的18~49岁居民，共24237名。采集其血标本，采用ELISA方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c）和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HBc）。经检测以上3项指标均为阴性者11590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其分为4组，按照0-1-6免疫程序分别接种3剂次20μg重组酵母HepB（HepB-SC）、20μg重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HepB-CHO）、10μg HepB-SC和10μg重组汉逊酵母HepB(HepB-HP）进行初次免疫后，对其中的无应答者进行随访（调查基本情况、HBV感染史、HepB免疫史、吸烟史、饮酒史、慢性病史等）并按照相同程序再次免疫，于再次免疫后1个月（T1）和4年（再免后4年），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抗-HBs、HBsAg和抗-HBc。再免后4年，645名初次免疫无应答者中，共随访了356名对象，随访率为55.2%，分别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抗-HBs阳性和抗体GMC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356名随访对象中，男性占48.3%（172名），女性占51.7%（184名）。T1时抗-HBs阳性率为90.4%（322例），再免后4年为55.9%（199例）；T1时抗-HBs的GMC为240.5（95%CI：186.4~310.4）mU/ml，再免后4年为15.0（95%CI：12.2~18.5）mU/ml。与T1时抗-HBs的GMC为0~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999或≥1000 mU/ml者的抗-HBs阳性率均较高，其OR（95%CI）值分别为7.14（3.90~13.05）和28.40（13.16~61.30）；与T1时抗-HBs的GMC为0~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999或≥1000 mU/ml者抗-HBs的GMC亦均较高，其b（95%CI）值分别为1.66（1.26~2.05）和3.16（2.72~3.60）。再免后4年HBsAg阳转率为0，抗-HBc阳转率为11.0%。结论 HepB初次免疫成年无应答者再免4年后抗-HBs阳性率和GMC均下降，但仍维持在保护水平之上；随访对象的抗体持久性主要与再次免疫后抗体水平有关。

乙型肝炎疫苗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3年抗体持久性观察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疫苗（HepB）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3年的抗体持久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09年9月，选择山东省章丘市北部相邻的3个人口流动性较小的乡镇，在其全部79个村中选择既往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和/或HepB免疫史、居住6个月以上、健康状况良好的18~49岁人群，共24237名。采集静脉血3~5 ml，采用ELISA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s）和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HBc）。经检测，以上3项指标均为阴性者11590名，按照以村为单位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其分为4组，按照0-1-6免疫程序分别接种3剂次20μg重组酵母HepB（HepB-SC）、20μg重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HepB-CHO）、10μg HepB-SC和10μg重组汉逊酵母HepB（HepB-HP）进行初次免疫，对其中的6386名正常应答（2869名）和高应答（3517名）者进行随访（调查基本情况、HBV感染史、HepB免疫史、吸烟史、饮酒史、慢性病史等），共随访4677名，随访率为73.24%。于初次免疫后1个月（T1）和3年（初免后3年）采集血标本，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定量检测抗-HBs、HBsAg和抗-HBc。分别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抗-HBs阳性和抗-HBs几何平均浓度（GMC）的影响因素。结果4677名随访对象中，男性占43.06%（2014名），女性占56.94%（2663名）。T1时抗-HBs阳性率为100%，初免后3年为80.99%（3788例）；T1时抗-HBs的GMC为1413.48（95%CI：1358.86～1470.30）mU/ml，初免后3年为60.33（95%CI：56.97～63.90）mU/ml。与初次免疫接种20μg HepB-CHO者相比，接种20μg HepB-SC、10μg HepB-SC和10μg HepB-HP者初免后3年抗-HBs阳性率较低，OR（95%CI）值分别为0.65（0.50～0.84)、0.52（0.41～0.67）和0.31（0.28～0.45），其抗-HBs的GMC亦较低，b（95%CI）值分别为-0.33（-0.47～-0.20)、-0.41（-0.55～-0.28）和-0.78（-0.92～-0.65）；与初次免疫接种年龄为18~29岁者相比，30~39和40~49岁者初免后3年抗-HBs的GMC较低，b（95%CI）值分别为-0.31（-0.47～-0.15）和-0.24（-0.39～-0.09）；与T1时抗-HBs的GMC为100~9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0~1999、2000～2999和≥10000 mU/ml者抗-HBs阳性率较高，OR（95%CI）值分别为4.97（3.80～6.49）、7.87（16.19～10.01）和9.67（6.47～14.44），其抗-HBs的GMC亦较高，b（95%CI）值分别为1.00（0.87～1.14）、1.85（1.74～1.97）和3.28（3.12～3.44）。初免后3年HBsAg阳性者4例，抗-HBc阳转率为4.68%（219/4677）。结论 HepB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初免3年后，抗-HBs的GMC下降，但抗-HBs的阳性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保护水平较强；初免3年后抗体持久性主要与初次免疫疫苗类型、年龄和T1时抗-HBs的GMC有关。

乙型肝炎疫苗初次免疫成年低应答者再次免疫后4年抗体持久性观察

目的：评价乙型肝炎疫苗（HepB）初次免疫成年低应答者再次免疫后4年的抗体持久性。方法于2009年9月，以山东省章丘市3个乡镇共79个村为研究现场，选取既往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和/或HepB免疫史、居住6个月以上、健康状况良好的18~49岁居民，共24237名。采集静脉血3~5 ml，采用ELISA方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c）和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HBc）。经检测以上3项指标均为阴性者11590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其分为4组，按照0-1-6免疫程序分别接种3剂次20μg重组酵母HepB（HepB-SC）、20μg重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HepB-CHO）、10μg HepB-SC和10μg重组汉逊酵母HepB(HepB-HP）进行初次免疫后，对其中892名低应答者进行随访（调查基本情况、HBV感染史、HepB免疫史、吸烟史、饮酒史、慢性病史等）并按照相同程序再次免疫，于再次免疫后1个月（T1）、4年（再免后4年），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抗-HBs、HBsAg和抗-HBc。再免后4年，共随访了529名对象，分别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抗-HBs阳性和GMC的影响因素。结果892名初次免疫低应答者中，共随访到529名对象，随访率为59.3%。其中，男性占52.2%（276名），女性占47.8%（253名）。T1时抗-HBs阳性率为82.6%（437例），再免后4年为28.2%（149例）；T1时抗-HBs的GMC为542.06（95%CI：466.72~629.56）mU/ml，再免后4年为27.69（95%CI：23.08~33.23）mU/ml。与T1时抗-HBs的GMC为0~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0 mU/ml者的抗-HBs阳性率较高，OR（95%CI）值为39.67（13.81～114.01）；与再次免疫接种20μg HepB-SC者相比，接种20μg HepB-CHO、10μg HepB-SC和10μg HepB-HP者再免后4年抗-HBs的GMC较低，b（95%CI）值分别为-0.40（-0.78～-0.02）、-0.57（-1.01～-0.15）和-0.63（-1.03~-0.23）；与T1时抗-HBs的GMC为0~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999和≥1000 mU/ml者抗-HBs的GMC均较高，b（95%CI）值分别为0.93（0.53～1.33）和3.31（2.88～3.73）。结论 HepB初次免疫成年低应答者再次免疫后4年抗-HBs阳性率和GMC下降，但仍可以获得良好的保护；低应答者再次免疫后的抗体持久性主要与疫苗种类、再次免疫1个月时抗-HBs滴度水平有关。

乙型肝炎疫苗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5年抗体持久性观察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疫苗（HepB）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5年的抗体持久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09年9月，选择山东省章丘市北部相邻的3个人口流动性较小的乡镇，在其全部79个村中选择既往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和/或HepB免疫史、居住6个月以上、健康状况良好的18~49岁人群，共24237名。采集静脉血3~5 ml，采用ELISA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s）和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HBc）。经检测，以上3项指标均为阴性者11590名，按照以村为单位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其分为4组，按照0-1-6免疫程序分别接种3剂次20μg重组酵母HepB（HepB-SC）、20μg重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HepB-CHO）、10μg HepB-SC和10μg重组汉逊酵母HepB（HepB-HP）进行初次免疫，对其中的6386名正常应答（2869名）和高应答（3517名）者进行随访（调查基本情况、HBV感染史、HepB免疫史、吸烟史、饮酒史、慢性病史等），共随访1902名，随访率为29.78%。于初次免疫后1个月（T1）和5年（初免后5年）采集血标本，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定量检测抗-HBs和抗-HBc。分别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抗-HBs阳性和抗-HBs几何平均浓度（GMC）的影响因素。结果1902名随访对象中，男性占43.32%（824名），女性占56.68%（1078名）。T1时抗-HBs阳性率为100%，初免后5年为73.29%（1394例）。T1时抗-HBs的GMC为1527.15（95%CI：1437.84～1622.01）mU/ml，初免后5年为35.07（95%CI：32.20～38.19）mU/ml。与初次免疫接种20μg HepB-SC者相比，接种10μg HepB-SC和10μg HepB-HP者初次免疫后5年抗-HBs阳性率较低，OR（95%CI）值分别为0.41（0.28～0.61）和0.27（0.18～0.39），其抗-HBs的GMC亦较低，b（95%CI）值分别为-0.20（-0.28～-0.12）和-0.36（-0.44～-0.29）；与偶尔饮酒者相比，经常饮酒者初免后5年抗-HBs阳性率较低，OR（95%CI）值为0.51（0.30～0.87）；与初次免疫接种年龄为18~29岁者相比，40~49岁者初次免疫后5年抗-HBs的GMC较低，b（95%CI）值为-0.10（-0.19～-0.01）；与T1时抗-HBs的GMC为100~999 mU/ml者相比，GMC为1000~1999、2000~9999和≥10000 mU/ml者抗-HBs阳性率较高，OR（95%CI）值分别为10.11（6.90～14.82）、20.42（13.98～29.82）和54.58（22.08～134.92），其抗-HBs的GMC亦较高，b（95%CI）值分别为0.55（0.47～0.62）、0.94（0.88～1.00）和1.63（1.54～1.72）。初免后5年HBsAg阳转率为0，抗-HBc阳转率为3.89%（74/1902）。结论 HepB初次免疫成年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初免后5年抗-HBs阳性率和GMC均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的保护水平；正常应答和高应答者初免后5年的抗体持久性主要与初次免疫接种疫苗类型、年龄、饮酒史和T1时抗-HBs的GM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