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例胃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临床诊治特点和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胃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SCNECS）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1例SCNECS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并结合随访结果进行分析。结果21例SCNECS患者的生存时间为（12．1±1．6）个月，1年生存率为33．3％。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情况、pTNM分期、治疗方法和手术根治情况与患者的预后有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径≥4．6 cm、有淋巴结转移和pTNM分期为Ⅲ～Ⅳ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而采用根治术以及手术＋术后化疗的治疗方法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SCNECS发病率低，诊断时分期较晚，转移率高，预后较差。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情况、pTNM分期以及治疗方法与患者的预后有关。在治疗上，应尽可能采取以根治性切除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

宝石能谱 CT 成像碘含量测定法在肝细胞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随访中的应用

目的：量化评估宝石能谱CT成像碘含量测定法在肝细胞癌（ HCC）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TACE）治疗后随访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32例TACE治疗后的HCC患者行宝石能谱CT双期增强扫描。在碘基图上分别测量和比较残留肿瘤组织、凝固性坏死区和正常肝脏组织在静脉期和动脉期的碘浓度，计算不同时相的碘浓度差值（ ICD）以及不同时相肿瘤组织或凝固性坏死区与正常肝脏组织的碘浓度对比度（ LN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分析ICD和LNR诊断肿瘤残留的效能。结果32例HCC患者中，测量的感兴趣区样本包括残留肿瘤组织28个，凝固性坏死区24个，病灶同层肝脏组织42个。在动脉期，凝固性坏死区的中位碘浓度为0．088μg／mm3，明显高于肿瘤组织（0．064μg／mm3，P＝0．022）和肝脏组织（0．048μg／mm3，P＝0．005），但肿瘤组织与肝脏组织的碘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54）。在静脉期，肝脏组织的中位碘浓度为0．181μg／mm3，明显高于凝固性坏死区（0．140μg／mm3，P＝0．042），但肝脏组织与肿瘤组织、肿瘤组织与凝固性坏死区的碘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凝固性坏死区的中位ICD为0．006μg／mm3，明显小于肿瘤组织（0．201μg／mm3，P＜0．001）和肝脏组织（0．117μg／mm3，P＜0．001），但肝脏组织与肿瘤组织的IC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29）。在动脉期，凝固性坏死区的中位LNR为1．805，与肿瘤组织（1．310）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89）。在静脉期，肿瘤组织和凝固性坏死区的中位LNR分别为0．647和0．7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60）。 ROC分析结果显示，ICD诊断凝固坏死区与残留肿瘤组织的曲线下面积为0．804，诊断效能较高。结论通过宝石能谱CT的碘基图量化评估碘含量变化，可以提高CT在HCC患者TACE治疗后的随访价值。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化疗综合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 SCLC ）放化疗综合治疗的疗效和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1996年至200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335例放化疗综合治疗的局限期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r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 rank检验和Cox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全组患者中位随访5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23．8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12．5个月，2年、3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7．3％、32．9％和22．9％。 SCLC患者经综合治疗后的急性毒性反应可耐受，其中≥3级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为37．0％，≥3级胃肠道反应的发生率为14．9％，≥2级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率为38．8％，有症状的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为11．0％。单因素分析显示，KPS评分＜80分、有吸烟史、乳酸脱氢酶升高的局限期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缩短。多因素分析显示，KPS评分和体重是否减轻是影响局限期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均P＜0．05）。结论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采用化疗、放疗序贯结合的综合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KPS评分、体重是否减轻是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氟代脱氧葡萄糖 PET－CT 联合病理活检对鼻咽癌放疗后残存肿瘤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早期检测鼻咽癌放疗后残存肿瘤病灶的合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47例鼻咽癌放疗后原发灶残存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所有患者在放疗后2周内行磁共振成像（ MRI）和氟代脱氧葡萄糖（ FDG） PET－CT检查，并对残留病灶行多点活检。复发诊断根据再次活检结果。结果47例患者经10～42个月随访，肿瘤复发3例，残存肿瘤完全消退44例。MRI、FDGPET－CT和病理活检对诊断残存肿瘤的特异度分别为9．1％、77．3％和9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准确率分别为14．9％、78．9％和9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中重度反应组和轻度反应组的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分别为3．05和4．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42例中重度反应组患者中，无一例患者复发；5例轻度反应组患者中，有3例复发，且 SUVmax≥4，另外2例SUVmax＜4的患者在随访期间残存肿瘤消退。联合轻度反应与SUVmax≥4两项指标可提高诊断鼻咽癌放疗后残存肿瘤的特异度和准确率。结论 FDG PET－CT结合病理活检有助于尽早检出鼻咽癌放疗后的残存肿瘤。

根治性放疗后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分析

目的：分析鼻咽癌根治性放疗后发生远处转移患者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根治性放疗后发生远处转移的184例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预后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全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2个月，1、2、3年生存率分别为50．6％、30．7％和20．9％。 Cox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放疗后发生转移患者的预后与患者性别、年龄、初诊时T分期、临床分期、初诊治疗时化疗的周期数、初诊放疗技术和剂量无关（均P＞0．05），而与初诊时N分期、初诊时是否化疗、放疗结束至发生远处转移的时间间隔、转移部位、转移后是否化疗及化疗的周期数、转移后是否行姑息放疗有关（均P＜0．05）。初诊时的N分期越晚、初诊时有化疗者、治疗后发生转移的间隔时间短者、多脏器转移以及转移后无放疗或化疗者预后较差（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初诊时N分期、转移部位、转移后是否化疗、转移后是否姑息放疗、初治放疗结束至远处转移的时间间隔是影响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均P＜0．05）。结论初诊时N分期、转移部位、转移后是否化疗、转移后是否姑息放疗、初治放疗结束至远处转移的时间间隔是影响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全身化疗和局部姑息放疗是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

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的 CT 和 MR 表现

目的：分析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的CT和MR表现，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2例有完整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的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患者资料，分析其CT和MR表现。结果32例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中，病变位于肾前间隙12例，肾周间隙13例，肾后间隙7例。良性28例，恶性4例。25例患者CT平扫密度不均匀，23例增强扫描后，明显强化者19例，中度强化4例；强化类型中，全部强化9例，实性区域强化12例，边缘强化1例，斑驳样强化1例。23例MR平扫信号不均匀，22例增强扫描后动脉期强化明显，门脉期和延迟期亦强化，其内囊变区域无强化。32例病变中，囊变者18例，伴分隔者16例，有血管者9例，伴出血者3例，钙化3例。除肿瘤形态对于诊断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的良恶性有统计学意义外（P＝0．013），其余指标在诊断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良恶性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的CT和MR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多为椎旁椭圆形肿物，沿椎旁长轴生长，强化明显，常伴囊性变，结合高血压及儿茶酚胺升高可做出诊断。

乳腺癌FE100C类方案新辅助化疗后粒细胞减少和肝功能损害的发生及对策

目的：分析乳腺癌FE100 C类方案新辅助化疗后粒细胞减少和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及其对策。方法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数据库中筛选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确诊的303例原发性乳腺癌并接受FE100 C类方案新辅助化疗4周期后手术的连续病例，分析乳腺癌患者粒细胞减少和肝功能损害的发生情况。结果全组共有200例（66．0％）患者曾出现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或白细胞3～4度减少，其中176例患者发生于第1周期化疗。粒细胞减少性发热（ FN）13例14例次；转氨酶升高46例（15．2％），其中2度及以上升高15例（5．0％）。预防性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32例，均未发生FN以及因粒细胞减少导致的化疗推迟。采用化疗开始后每周1次、化疗前＋化疗第10天以及化疗前＋化疗第7、10、14天3种方式监测化疗后血常规变化，发生因粒细胞减少不符合化疗标准导致化疗推迟分别为3例（5．0％）、7例（3．9％）和2例（3．2％）。3种监测方式发生FN分别为2例（3．3％）、8例（4．4％）和3例（4．8％）。不同血常规监测方式之间因粒细胞减少导致化疗推迟发生率的差异及FN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氟尿嘧啶使用方式之间3～4度粒细胞减少及转氨酶升高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在无常规预防性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情况下，FE100 C类方案4周期化疗中3～4度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或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较高，但FN的发生率较低。无基础肝脏疾病患者无需预防性使用保肝药。

肝细胞癌切除术中区域血流预阻断与区域血流阻断的疗效对比初探

目的：初步比较区域血流预阻断法（ RIP）与区域血流阻断法（ HHV）应用于肝细胞癌切除术的疗效。方法将行开腹手术的54例肝右叶肝细胞癌患者分为RIP组（15例）和HHV组（39例）。 RIP组患者切肝前预先阻断右肝动脉及门静脉右支5 min，继之恢复血流5 min，再一次性持续阻断右侧入肝血流后切肝，保留健侧血供。 HHV组仅缺少预先阻断5 min和恢复血流5 min步骤。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 RIP组患者的中位术中出血量为300 ml，明显少于HHV组（400 ml，P＝0．039）。 RIP组术后仅有1例（6．7％）患者输血，明显少于HHV组[17例（43．6％），P＝0．010]。两组术后30 d内均无死亡病例。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肝功能不全、术后大量腹水、术后感染、胸腔积液、心肺并发症、术后肠道通气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第3天和第5天，RIP组患者的凝血酶原时间活动度均高于HHV组（均P＜0．05），但两组患者术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白蛋白、前白蛋白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周内，RIP组有5例（33．3％）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恢复正常，明显高于HHV组[1例（2．7％），P＝0．006]。结论 RIP在控制肝癌术中出血、减少术后输血及加快肝功能早期恢复方面较HHV可能更优。

国际抗癌联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7版与第6版 TNM 分期中的 pT 分期对胃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国际抗癌联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 UICC－AJCC）胃癌第7版TNM分期中pT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比较874例胃癌患者经第6版和第7版TNM分期的pT分期后患者的预后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结果第6版pT1、pT2、pT3、pT4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8．4％、55．8％、26．0％和2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7版pT1a、pT1b、pT2、pT3、pT4a、pT4b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8．6％、98．2％、75．8％、48．9％、26．0％和2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按照第7版分期系统，pT2和pT3期患者经N分期后，pN0期（无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4．8％和7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4），pNx期（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6．9％和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第7版pT分期、血管或淋巴管侵犯、第6版pT分期以及原发肿瘤部位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均P＜0．05）；且第7版pT分期与胃癌患者预后的关系比第6版pT分期更密切。结论 UICC－AJCC第7版pT分期较第6版pT分期对胃癌患者有更好的预后预测价值。

超重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手术并发症和生存的影响

目的：探讨超重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及生存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至2012年3月间192例接受结直肠癌肝转移灶切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并探讨超重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生存的关系。结果192例患者中，超重[身体质量指数（BMI）≥24]患者109例，正常体重（BMI＜24）患者83例。术后共有68例患者出现75例次手术并发症。超重并未延长手术时间（P＝0．837）、术中出血量（P＝0．272）和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P＝0．428）。全组有173例患者可进行预后分析，其中超重患者和正常体重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59和3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6）。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显示，超重患者的总生存情况优于正常体重患者（均P＜0．05），但两组患者无病生存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结论超重并未增加肝转移患者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与正常体重患者比较，超重患者的总生存时间可能更长。

Vav3基因对人胃癌 SGC7901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目的：探讨Vav3基因对人胃癌SGC7901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胃癌SGC7901细胞、胃上皮GES－1细胞、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Vav3蛋白的表达。将Vav3－siRNA转染胃癌SGC7901细胞，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法检测胃癌细胞的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实时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法检测增殖相关基因增殖细胞核抗原（ PCNA）、p16、cyclin D1和Rb的表达。制作胃癌原位移植瘤裸鼠模型，检测各组裸鼠的肿瘤生长情况及肿瘤组织中PCNA、p16、cyclin D1和Rb蛋白的表达。结果 Vav3蛋白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910±0．242和0．243±0．045；在胃癌SGC7901细胞和胃上皮GSE－1细胞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925±0．127和0．277±0．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Vav3－siRNA转染可成功抑制SGC7901细胞中Vav3蛋白的表达。以80 nmol／L Vav3－siRNA转染SGC7901细胞72 h后， SGC7901细胞的增殖抑制率达（83．43±10．17）％。 Vav3－siRNA转染后，SGC7901细胞中G0／G1期细胞比例增加，S期细胞明显减少（ P＜0．05）；PCNA和cyclin D1的表达明显下降，而p16和Rb的表达则明显升高（均P＜0．05）。 Vav3－siRNA转染可明显抑制裸鼠肿瘤的生长，并使肿瘤组织中PCNA、cyclin D1蛋白的表达下降，p16和Rb蛋白的表达升高（P＜0．05）。结论 Vav3通过调节增殖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

经支气管镜冷冻治疗后手术切除中央型肺癌肉瘤一例

患者男，73岁。因咳嗽、咳痰半年，痰中带血2 d，于2010年8月17日入住我院。患者于入院前半年出现咳嗽、咳黄色脓性痰，曾在外院诊断为肺炎，先后应用多种抗生素治疗无好转，逐渐出现活动后气促。入院前2 d，患者出现少量痰中带血，遂至我院进一步诊治。患者吸烟40年，每日约20支，否认饮酒史。入院时查体：体温36．2℃，脉搏82次／min，呼吸20次／min，血压157／81 mmHg；口唇无紫绀，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左肺闻及吸气相干罗音，未闻及湿罗音，右肺呼吸音正常；心界无扩大，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肝脾肋下未及，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无水肿。辅助检查：血白细胞计数8．4×109／L，中性粒细胞71％，血红蛋白153 g／L，C反应蛋白15．2 mg／L，肝肾功能正常，肿瘤标志物阴性。动脉血气分析（吸入氧浓度21％）：pH 为7．38，PaO2为52．1 mmHg，PaCO2为42．6 mmHg。多次痰脱落细胞学检查未找到肿瘤细胞，痰涂片抗酸染色阴性。心脏多普勒超声显示，轻度三尖瓣反流伴轻度肺动脉高压。腹部超声示，右肝囊肿。胸部CT示，左下支气管旁软组织密度肿块影，形状不规则，沿支气管蔓延，左主支气管狭窄，纵隔内可见数枚小淋巴结。影像学诊断：左侧中央型肺癌，左下肺支气管内痰栓。支气管镜下可见，左主支气管距离隆突约1．5 cm见一新生物，表面大量灰白色坏死物覆盖，周围黏膜正常。新生物活检病理提示，凝固性坏死组织及脓性渗出物，抗酸染色阴性。患者次日突发胸闷气急，指测氧饱和度降至60％～70％，床边胸片显示，左肺不张，立即再次行支气管镜检查示，左主支气管腔内新生物、坏死物及脓性分泌物完全堵塞管腔。为解除气道阻塞缓解临床症状，进一步获取有价值的组织标本，遂即行支气管镜下冷冻治疗。经反复冷冻粘除大量坏死物后，见新生物呈灰红色息肉样，质软，取下部分新生物后即停止治疗。2d后，再次行支气管镜下冷冻治疗，将左主支气管腔内的新生物全部去除后，见左主支气管黏膜正常，新生物自左下支气管蔓延，左上各段支气管通畅，继续冷冻粘下部分左下支气管腔内新生物，送病理检查。光镜下显示，肿瘤细胞呈梭形或星形，核大异性，可见核分裂象，部分区域排列稀疏伴间质水肿，部分区域排列紧密伴大区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CK 阴性， VM阳性， S100阴性，CD34阴性，desmin阳性，SMA阴性，myoD-1阳性，提示为肉瘤（来源不明）。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复查胸片，左上肺已复张。转胸外科行左下肺叶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紧贴支气管切缘见灰白色肿块6 cm ×5 cm，界不清，肿块向支气管腔内突出约2 cm。镜下示部分区域肿瘤细胞呈巢索状排列，可见角化珠形成，伴坏死，部分区域肿瘤细胞呈梭状或网状，或弥漫成片分布，部分基质黏液样变，支气管切缘阳性，无淋巴结转移。病理诊断为肺癌肉瘤，鳞癌和横纹肌肉瘤混合型。患者术后随访已3年，无咳嗽、咳痰、气促等不适，多次复查胸部CT显示，左肺术后改变，未见肿瘤复发。

淋巴瘤内外环境调控的靶向治疗

肿瘤的形成与自身内环境及其所处的外环境有关。内环境的改变使其具有区别于正常细胞的增殖、凋亡的能力，而外环境则为内环境的改变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或间接的营养支持。随着对淋巴瘤细胞增殖、凋亡以及所处的细胞内外环境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淋巴瘤的治疗不再局限于传统化疗，而是转入靶向调控肿瘤内外环境的新时代。

新型抗肿瘤药物早期阶段临床研究设计的考虑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第1位的死亡原因，目前全球每年约有1200万人被确诊为恶性肿瘤，760万人死于恶性肿瘤。因此，抗肿瘤药物早已成为各大制药企业研究与开发的重点。据美国药品研究和生产商协会（ the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PhRMA）2011年的报告，目前，世界生物制药企业正在开发的治疗恶性肿瘤的药物或疫苗接近900个。近期检索美国临床试验网上登记的约15万项临床试验中，约4万项临床试验与肿瘤有关（约占26％）。以世界前两大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为例，与肿瘤有关的临床试验占其总临床试验的17％左右。不仅有关抗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增多，而且其试验规模也越来越大。如对现有药物治疗效果较好的乳腺癌，新药要在现有的对照药物临床研究中得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招募受试者人数从原来的600～1000例，增加至3000乃至近万例［1］。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不同于传统细胞毒药物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制剂和基因治疗制剂等新型药物有待在临床进行科学和客观的评价。为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并尽早客观评价新药的效果和安全性，国内、外各制药企业和监管部门都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尤其是在早期阶段的临床研究）的设计与路径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性的探索。

本刊独立网站开通

关于非法网站冒用《中华肿瘤杂志》名义征稿的严正声明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出版

关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投稿网址的声明

关于提供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知情同意书的通知

关于论文写作中的作者署名与志谢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本刊“专题综论”栏目征稿启事

医学科研论文中阿拉伯数字的使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