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Practical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Electronic Version)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主办单位：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影响因子： 0.50
- 审稿时间： 1个月内
- 国际刊号： 2095-5332
- 国内刊号： 11-9334/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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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抗丙型肝炎病毒的无干扰素治疗方案
丙型肝炎（丙肝）病毒（HCV）感染是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而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状态下应用干扰素的抗HCV治疗应答率低。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学者针对基因型为Ⅰ型的肝移植术后丙肝复发患者采用了无干扰素的NS5A抑制剂ombitasvir联合利托那韦增强的蛋白酶抑制剂ABT-450（ABT-450/r），非核苷酸类NS5B聚合酶抑制剂dasabuvir以及利巴韦林的治疗方案。共计10个移植中心的34例患者纳入研究，患者入选时病理学证实无肝纤维化，接受ombitasuvir（25 mg每日1次）+ABT-450/r（150 mg ABT-450，100 mg利托那韦）+dasabuvir（250 mg每日2次）+利巴韦林治疗24周。利巴韦林的初始剂量及随后的剂量调整依据患者的贫血程度，疗效评价的终点为治疗结束后12周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34例患者中33例在治疗结束后12周和24周获得了持续病毒学应答〔应答率为97%，95%可信区间（95%CI）＝85％～100%〕，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乏力、头痛和咳嗽。其中5例患者（15%）需要接受促红素治疗，但无患者接受输血。1例患者在治疗18周后因不良反应停药，但仍获得了持续病毒学应答，治疗过程中监测患者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的浓度，相应调整治疗剂量，全部患者全程未发生排斥反应。该临床研究结果提示，在既往难以治疗的肝移植术后基因型Ⅰ型的丙肝复发患者中采用ombitasvir+ABT-450/r+dasabuvir+利巴韦林的不同作用位点药物联合治疗，可获得较高的持续病毒学应答且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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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供体的肝移植受者生存分析
高龄供体在肝脏移植中的应用仍有争议，因为其往往伴随移植物无功能、远期效果差，特别是在丙型肝炎病毒（HCV）阳性的受者。来自意大利比萨的一项单中心研究回顾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842例ABO血型相合的首次尸体供肝移植病例。依据供体年龄分为＜60岁组（348例，41.3%）、60～69岁组（176例，20.9%），70～79岁组（233例，27.7%），＞80岁组（85例，10.1%）。中位随访时间4.5年（1～11年），＜60岁供体组移植物1年和5年存活率分别为90.5%和78.6%，60～69岁供体组分别为88.6%和81.3%，70～79岁供体组分别为87.6%和75.1%，≥80岁供体组分别为84.7%和77.1%。各组间术后30天内移植肝功能丧失率以及累计移植肝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5），但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随供体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常见的为吻合口狭窄和缺血性胆道损伤（ITBLS）。其中ITBLS在＜60岁供体组发生率为2.6%，≥80岁供体组升至14.1%。胆道并发症总体发生率则由10.6%升至24.7%。该中心经验提示，80岁以上供肝可以应用但需要审慎地选择、评估及分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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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型原发性高草酸盐尿症患者接受肝肾联合移植的法国多中心经验
Ⅰ型原发性高草酸盐尿症（PH1）是由于肝脏代谢缺陷导致终末期肾功能衰竭（ESRF），此类患者行单纯肾移植（KAT）后，肾脏疾病仍会复发。随着对PH1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此类患者采用肝肾联合移植（LKT），但其手术风险要远高于KAT。法国学者回顾分析了1979年5月至2010年6月在全国10个移植中心共计54例PH1病例，依据手术方式分为肾移植组〔21例，随访时间（111.3±80.6）个月〕和LKT组〔33例，随访时间（96.5±70.7）个月〕，两组患者移植术前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时间、心血管系统、骨关节、神经系统及皮肤等肾外器官损伤发生率、手术时年龄以及术后随访时间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LKT组患者2、5、10、15年生存率分别为87.5%、87.5%、78%、78%， KAT组分别为95%、88%、70%、60%，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49）。LKT组移植肾2、5、10年存活率分别为90%、87%、87%，明显优于KAT组的55%、20%、13.5%（P＜0.0001）。LKT组4例患者（12.1%）移植肾功能丧失并全部再次肾移植，KAT组19例（90%）移植肾功能丧失，其中15例（71%）接受再次肾移植，明显高于LKT组（P＜0.0001），KAT组11例（52%）移植肾发生草酸盐沉积而LKT组无一例发生（P＜0.0001）。KAT组发生排斥反应导致ESRF的比例为19%，远高于LKT组的9%（P＜0.0001）。相比于KAT，PH1患者接受LKT可以提高移植肾存活率，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率，患者预后良好，且围手术期病死率并未明显增加，因此LKT可作为PH1导致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一线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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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静脉免疫球蛋白治疗供体特异性抗体介导的移植肾急慢性功能不全
研究背景：肾移植术后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ies，DSA）是导致移植物功能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治疗手段有限且成功率较低。来自美国丹佛的研究报道了采用大剂量静脉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肾移植术后新发DSA及移植肾损伤。方法：作者回顾性分析了28例肾移植术后新发DSA且伴随移植肾损伤的患者，其中移植肾损伤定义为慢性移植肾功能不全（20例）或近期发生过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8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大剂量IVIG（5 g/kg）的标准治疗6个月。结果：治疗结束时（T1）70个DSA平均荧光强度（MFI）较治疗起始时（T0）降低了12%（P＝0.14），而末次随访时（T2）则较T0降低了18%（P＝0.035）。效果为明显的是Ⅰ类DSA（T2较T0降低了37%，P＝0.05）和AMR组患者（T2较T0降低了52%，P＝0.008）。AMR组患者肾功能趋于稳定，而慢性移植肾功能不全组患者肾功能继续恶化。结论：大剂量IVIG可一定程度降低存在移植肾损伤患者DSA的MFI，对存在Ⅰ类DSA且既往发生过AMR的患者更为有效。大剂量IVIG对持续进展的慢性移植肾功能不全患者无临床疗效，但对发生急性AMR的患者可降低其发生慢性移植肾功能不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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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肝肾联合移植的预后：SRTR数据分析
瑞士学者根据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SRTR）数据分析了儿童肝肾联合移植（CLKT）的预后。1987年10月至2011年2月总计152例首次接受CLK的152例18岁以内受者纳入研究，患者术后1、5、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6.8%、82.1%、78.9%，移植肝术后1、5、10年的存活率分别为81.9%、76.5%、72.6%，移植肾相应的存活率分别为83.4%、76.5%、66.8%。通过查询SRTR数据发现，同期单纯接受肝移植的儿童术后1、3和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6.7%、81.2%、77.4%，单纯接受肾移植的相应术后生存率则分别为98.2%、95.4%、90.0%。接受CLKT患者中原发性高草酸盐尿症患者的生存率、移植肝存活率和移植肾存活率均较低（均P＝0.01）。过去10年间CLKT患者的移植肝和移植肾存活率均较前提高（P值分别为0.04和0.02），但患者的生存率并未明显提高（P＝0.2）。该研究发现，肝移植术后患者生存率较肾移植术后差，而CLKT患者生存率与单纯肝移植者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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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EB病毒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与他克莫司代谢相关性的研究
儿童肝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与他克莫司的应用及EB病毒（EBV）的主要传播方式有关。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回顾分析了1991至2012年间32例接受他克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的2岁以内活体肝移植受者（随访时间328～5280天），观察移植后EBV感染前后患儿的他克莫司谷浓度变化。总计21例患儿累计发生33次病毒感染，其中EBV相关PTLD 5例次，未进展至PTLD的有症状EBV感染8例次，其他病毒感染20例次。3组病例在病毒感染前2个月内的平均他克莫司谷浓度并无明显差异，而发生PTLD时患儿的他克莫司谷浓度〔（19.2±9.0）μg/L〕明显高于单纯发生EBV感染时〔（9.3±5.2）μg/L〕和发生其他病毒感染时〔（10.6±5.1）μg/L，均P＜0.05〕。PTLD组患儿发病时的他克莫司谷浓度是其发病前2个月内平均浓度的1.83倍（1.15～3.62倍），而EBV感染组该比值为1.14倍（0.40～2.09倍）、其他病毒感染组为1.06倍（0.39～2.32倍），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以他克莫司谷浓度与服用剂量的比值评价其代谢，发现3组病例在病毒感染前2个月内的平均值并无明显差异，但PTLD组患儿发病时该比值超过发病前2个月内该值的2倍。由此，作者认为他克莫司代谢异常且伴有EBV-DNA转阳有助于识别可能发生PTLD的肝移植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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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以特拉匹韦为基础的三联方案治疗肝移植术后丙肝复发患者每日应用低剂量他克莫司是安全有效的
肝移植术后丙肝复发导致移植物功能丧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且患者对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和利巴韦林（RBV）治疗应答率低。以特拉匹韦（TVR）为基础的三联抗丙肝治疗应答率明显提高，移植肝及患者存活率相应得到改善，但药物间的相互作用限制了该方案在肝移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德国埃森的学者报道了其在17例肝移植术后治疗丙肝复发的患者中采用低剂量他克莫司（Tac）的单中心经验，其中全部患者HCV基因型为Ⅰ型。患者抗丙肝治疗方案为TVR+PEG-IEN+RBV 12周，随后PEG-IFN+RBV 12周或36周。开始TVR治疗后，将患者服用的Tac减量，监测他克莫司谷浓度是否下降，直至患者每日服用Tac 0.1 mg，每日1次或2次，密切监测血药浓度。由于限制了患者的Tac剂量和浓度，Tac相关肾毒性得到了有效预防，同时组织学检查提示治疗结束时没有患者发生排斥反应。全部患者均完成了设计疗程，疗程结束后24周，10例患者（58%）获得了持续病毒学应答。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以TVR为基础三联抗丙肝治疗的肝移植患者中应用低剂量他克莫司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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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预防性抗真菌治疗的系统性回顾和网状Meta分析
肝移植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IFI）可导致极高的病死率，但是否应该进行预防性治疗以及佳药物仍无确切定论。来自英国的学者系统性回顾了肝移植术后预防性抗真菌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随机效应Meta分析和贝叶斯网状Meta分析比较，共有14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报道了氟康唑、脂质体两性霉素B（L-AmB）伊曲康唑、米卡芬净和安慰剂的效果比较。经分析，与安慰剂比较，预防性抗真菌治疗降低了终证实为IFI的发生率〔优势比（OR）＝0.37，95%可信区间（95%CI）＝0.19～0.72，P＝0.003）。可疑或证实IFI的发生率（OR＝0.40，95%CI＝0.25～0.66，P＝0.003）以及IFI导致的病死率（OR＝0.32，95%CI＝0.10～0.83，P＝0.02）。但各种因素导致的患者总体病死率并无变化。导致停用预防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OR＝1.11，95%CI＝0.48～2.55，P＝0.81）。网状Meta分析发现，与安慰剂比较，氟康唑（OR＝0.21，95%CI＝0.06～0.57）和L-AmB（OR＝0.21，95%CI＝0.05～0.71）均可降低IFI发生率。作者认为采用氟康唑或L-AmB常规预防性治疗可降低肝移植术后IFI发生率，现有资料提示两种药物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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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采用心脏死亡捐献的肝移植需谨慎进行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患者的部分合并症并不能通过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系统得到评估，此类患者可能受益于心脏死亡捐献（DCD）扩大的供体池。但接受DCD移植的PSC患者移植肝效果如何尚不明确。美国学者回顾性分析了2002年至2012年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登记的41018例肝移植患者，比较不同供肝的移植物存活率，并分析了导致移植肝衰竭的危险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接受DCD组的PSC患者（75例）较接受脑死亡供体的患者（1592例）移植肝衰竭的发生率更高（37.3%比20.4%，P＝0.001），胆道并发症导致的移植肝衰竭发生率更高（47.4%比13.9%，P＝0.002），移植物存活时间更低（P＝0.003）。在1943例接受DCD的患者中，PSC和非PSC患者移植物衰竭的发生率和移植物存活时间相近，但PSC患者胆道并发症导致的移植肝衰竭发生率高于非PSC组（47.4%比26.4%，P＝0.063）。Cox多因素分析发现，PSC组患者移植物存活优于非PSC组（HR＝0.72，P＜0.001），但DCD供肝提高了移植肝衰竭的发生风险〔危险比（HR）＝1.28，P＜0.001〕。同时，DCD移植和PSC的相互作用明显（HR＝1.76，P＝0.01），提示DCD供肝对PSC患者移植肝存活的影响大于非PSC患者，作者认为PSC患者应用DCD供肝预后欠佳，在此类患者中应谨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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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受者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肝移植受者应对方式与其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141例肝移植受者，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医学应对问卷（MCMQ）和简明健康调查表（SF-36）对肝移植受者进行调查。MCMQ得分采用Feifel调查数据作为常模进行比较，SF-36得分与四川省常模进行比较，并对肝移植受者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肝移植受者面对应对方式得分为（19.38±3.98）分，回避应对方式得分为（15.01±3.17）分，屈服应对方式得分为（8.01±2.67）分。回避方式得分显著高于Feifel常模（P＝0.008），面对和屈服方式得分均显著低于Feifel常模（P＝0.046和P＝0.001）。肝移植受者生理健康生活质量（PCS）得分为（50.96±6.80）分，精神健康生活质量（MCS）得分为（50.10±9.22）分。PCS中生理功能（PF）、躯体疼痛（BP）和一般健康状况（GH）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四川省常模（均P＜0.05），而生理职能（RP）维度得分与四川省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1）。MCS中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维度得分与四川省常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精神健康（MH）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四川省常模（P＜0.01）。肝移植受者的生活质量得分与面对和回避应对方式均无相关性，与屈服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0.310～-0.542，P＜0.05或P＜0.01）。结论肝移植术后精神方面各维度得分显著优于生理方面各维度得分。屈服应对方式对肝移植受者生活质量有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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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行放射性粒子植入患者的护理体会
125I是20世纪80年代新型低能的放射性核素。基础研究证实，125I可以通过释放γ射线直接或间接损伤DNA双链，从而损伤肿瘤细胞［1］。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是一种组织间近距离放疗方法，是将放射性125I永久植入人体内，近距离照射杀伤肿瘤组织的一种新型治疗手段。与传统放疗方法相比，其具有靶器官定位精确、持续照射时间长（有效时间为180～240天）、疗效高、放射能量能被完全利用、患者损伤小、无痛苦、生活质量高、住院时间短等优势。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于2013年10月对1例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患者进行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现将护理体会进行总结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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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肝动脉-门静脉瘘的介入治疗：附2例病例报告
目的：介绍肝移植术后肝动脉-门静脉瘘的诊疗方法，并探讨肝动脉-门静脉瘘的介入治疗方法及效果。方法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2例肝移植术后经皮经肝穿刺活检引发的肝动脉-门静脉瘘患者，经影像学确诊后，均采用经微导管弹簧圈栓塞瘘口治疗。结果患者1经介入栓塞治疗后，门静脉主干宽度明显减少，血流恢复正常，脾大有所缓解，腹腔积液减少；患者2经介入栓塞治疗后，肝门区波动性包块消失，血流恢复正常。2例患者的治疗证明以弹簧圈栓塞治疗肝动脉-门静脉瘘是安全有效的。结论肝移植术后肝动脉-门静脉瘘一旦诊断明确，介入栓塞治疗是治疗该疾病的首选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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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手术的环境管理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肝脏疾病的终末期可以采用器官移植来治疗，这要求医院感染控制更加深入，对手术环境的洁净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洁净手术室就是采用一定的空气洁净技术，使手术室达到一定的细菌浓度和空气洁净度级别。洁净手术室是否符合使用要求不仅仅是依靠细菌含量检测结果，而是要进行综合性能的全面检查，所有要求都达标才可以安全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降低手术患者术中感染，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手术中，以使患者术后更好、更快地恢复［2］。因此，研究分析肝移植手术室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方法，规范化地管理肝移植手术环境，预防手术感染、提高手术成功率，已成为肝移植手术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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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对免疫抑制状态下小鼠肝癌复发的影响
目的：比较免疫抑制状态下血清学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与阴性小鼠肝脏肿瘤的复发及进展情况，为临床应用HBsAg阳性供肝行肝移植治疗以挽救晚期肝癌患者的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实验组选用乙型肝炎病毒（HBV）转基因Balb/c小鼠30只，对照组选用普通Balb/c小鼠30只，每组分别给予脾包膜下接种H22肿瘤细胞株，术后给予环孢素A、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进行免疫抑制干预治疗，模拟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状态，至观察结束。分别于术后1、2、3周处死小鼠，观察比较两组小鼠肿瘤复发率、荷瘤肝重；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肿瘤组织形态；免疫组化检测肝组织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的表达。结果两组小鼠肿瘤复发率：实验组术后1、2、3周分别为20%、50%、80%，对照组术后1、2、3周分别为20%、40%、70%；荷瘤肝重：实验组术后1、2、3周分别为（1.04±0.05）g、（1.16±0.06）g、（1.29±0.06）g，对照组术后1、2、3周分别为（1.01±0.06）g、（1.13±0.05）g、（1.25±0.08）g；肝组织PCNA阳性指数：实验组术后1、2、3周分别为22.20%±5.85%、44.20%±6.07%、53.40%±7.92%，对照组术后1、2、3周分别为22.80%±5.51%、43.60%±6.95%、56.80%±9.14%；VEGF阳性指数：实验组术后1、2、3周分别为20.80%±5.47%、25.90%±5.51%、37.60%±2.16%，对照组术后1、2、3周分别为17.00%±4.14%、26.70%±6.40%、37.30%±1.42%；ICAM-1阳性指数：实验组术后1、2、3周分别为15.40%±3.89%、23.20%±3.61%、31.30%±3.47%，对照组术后1、2、3周分别为14.50%±3.41%、22.80%±2.97%、29.40%±3.69%；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通过对免疫抑制状态下HBV转基因Balb/c小鼠移植型肿瘤复发动物模型的观察研究，认为血清学HBsAg阳性对小鼠肝癌复发及生长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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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联合抗真菌药物治疗肝移植术后颅内曲霉菌感染：附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曲霉菌感染及颅内曲霉菌感染患者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例经典原位肝移植术后并发颅内曲霉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诊断及治疗经过，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于移植术后1个月无明显诱因出现肌肉抽搐，抽搐时意识清晰，磁共振成像（MRI）提示：右侧额叶可见占位病变，病灶中心呈长T1长T2信号影，周围可见环形等T1短T2信号影，增强后病灶呈环形强化，中心未强化，周围低密度影未见强化，诊断为颅内曲霉菌感染。患者停用吗替麦考酚酯（MMF）及激素，单用他克莫司（FK506）抗排斥反应，且FK506血药浓度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应用卡泊芬净抗真菌治疗，2周后查头颅MRI见右侧额叶脓肿无明显变化。为治愈颅内感染，患者于全麻下行右额叶脓肿切除术，术中可见坚韧的脓肿壁，大小约1.5 cm×2.0 cm，脑脓肿完整切除后送病理，术后病理回报：颅内曲霉菌感染。术后继续给予卡泊芬净抗真菌治疗，并定期复查头颅CT。颅内脓肿切除术后患者未再发抽搐、高热。术后1个月复查头颅CT显示，颅脑术后改变较前好转，右侧额颞部皮下组织肿胀较前减轻，其他无异常。患者痊愈后出院。结论由于颅内曲霉菌感染抗真菌药往往在局部难以达到有效的抑菌浓度，对于肝移植术后孤立的颅内曲霉菌感染病灶，联合应用局部手术切除和抗真菌药物，同时减少抗排斥反应药物的剂量，可能是理想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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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及进展
目前大部分医院手术室已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手术室的优质护理服务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服务，直接为手术患者提供安全、专业、人性化的护理服务，提高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质量，使患者满意；另一方面是间接服务，为手术医师提供良好的手术环境，娴熟的手术配合，精良的器械和设备，使手术医师满意，间接服务于患者，终还是提高患者满意度。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工作例会上提到，要在手术室、门（急）诊等非住院部门探索实施优质护理的实践形式，充分体现岗位特色，注重患者需求，体现人文关怀［1］。现将优质护理在手术室的实施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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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切除的不同方法
1部分肝切除的5个步骤
①游离肝脏（切断韧带）；②阻断第一肝门及其分支（肝蒂）；③断肝实质；④阻断第二肝门及其分支；⑤阻断第三肝门。
所有不同种类的肝切除的区别在于这5个步骤的先后次序。关键词： -
肝尾叶切除
1肝尾叶切除的分类
①单独尾叶切除；②合并大面积肝切除+尾叶切除。
2主要入路
2.1左右两侧入路：①肝脏完全游离；②控制肝上、肝下下腔静脉；③控制右肝静脉；④控制中/左肝静脉干；⑤把尾叶丛下腔静脉分离（离断第三肝门）；⑥把尾叶portal triad离断；⑦把paracaval部分从肝静脉分离；⑧把尾突离断。关键词： -
ABO血型不合肝脏移植
早期ABO血型不合（ABO-i）肝移植主要的并发症有肝坏死和肝内胆道并发症。随着肝移植技术的发展，成功的报道逐渐增多，有选择性的血型不合肝移植受体其远期存活率可与ABO血型相合（ABO-c）的移植受者相媲美。日本报道的ABO-i肝移植受者1年存活率达85%以上。一些西方国家不是特别支持ABO-i的供体，在美国，近10年ABO-i的比例并无太大变化；而在日本和韩国，ABO-i的比例占了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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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干细胞及其应用的研究进展
肝干细胞（hepatic stem cell，HSC）是一类具有同时向肝细胞及胆管细胞分化和增殖以及自我更新潜能的原始细胞，当肝实质损伤尤其是肝脏大部分切除后，HSC会发生分化和高效增殖，参与到肝脏的再生和修复过程中，为机体细胞的更新提供潜在的无限细胞来源。相对于手术而言，HSC治疗具有损伤小、并发症少的优势，为终末期肝病的治疗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本文就HSC的研究和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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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血型不合器官移植的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器官疾病的首选方法，一般在同种血型之间移植，但是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同时移植器官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进行ABO血型不合（ABO-i）的器官移植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为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希望。ABO-i是器官移植发生排斥反应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如果ABO血型障碍能被克服，其中肝移植适用范围可以由25％扩大到35％［1］， ABO-i器官移植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应用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脾切除、血管灌洗技术和配对肾脏交换移植（PKE）等［2］。近年来，随着各种治疗技术的提高，ABO-i器官移植的治疗效果已得到很大提高［3］。现就ABO-i器官移植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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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届国际肝移植协会年会关于肝移植的热点话题
国际肝移植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于2014年6月20至23日在伦敦召开，此次大会汇集了40多个国家1200多名专业人士近1000篇的文章。132篇论文进行了大会口头交流。本次会议涵盖了肝移植的各个方面：①麻醉/重症医学；②基础科学；③扩大标准的捐助者/疾病传播；④暴发性肝功能衰竭；⑤丙型肝炎；⑥免疫抑制；⑦肝捐赠；⑧恶性肿瘤；⑨预后；⑩患者选择/器官分配；11儿童肝移植；12放射学；13复发肿瘤/病理学；14外科技术/并发症等领域。肝移植器官保存的改进和活体肝脏移植是本次大会的热点问题。常温机械灌注这一领域的进展更是令人瞩目，而相应的扩大供体来源的相关问题结合我国目前供体形势则更具有借鉴作用。因此，笔者也关注与之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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