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Practical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Electronic Version)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主办单位：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影响因子： 0.50
- 审稿时间： 1个月内
- 国际刊号： 2095-5332
- 国内刊号： 11-9334/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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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效果分析
目的 探究针对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血栓形成介入治疗的可行性.方法 对2例门静脉血栓患者分别给予门静脉直接造影,证实门静脉血栓形成.给予球囊扩张及支架置入治疗,经治疗血流恢复通畅.结果 2例患者均得到了有效治疗,随访期间未再出现血栓形成.结论 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血栓形成,通过介入治疗能够取得安全有效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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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炎的临床分析
目的 评估重症肝炎患者行肝移植手术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 收集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行原位肝移植的患者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与非重症肝炎组相比,重症肝炎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更高〔30.9(27.5,34.7)比17.0(15.0,18.9)〕,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无肝期时间、术后感染率、乙肝复发率及1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与非重症肝炎组相比,重症肝炎组术中输血量大〔术中输血量(ml):3069.1±1139.7比699.0±422.7〕,住院时间更长〔37(33,44)比30(28,33)〕.结论 重症肝炎患者行肝移植手术是安全可靠的,肝移植是重症肝炎的有效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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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脾动脉盗血综合征的诊治与预防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脾动脉盗血综合征(SASS)的诊断、治疗及预防.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2017年4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59例接受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并发SASS 5例,预防性脾动脉结扎(SAL)4例.5例发生SASS的患者均为早期通过多普勒超声疑似诊断,肝动脉造影确诊,根据脾动脉内径采用脾动脉栓塞(SAE)4例,SAL 1例.将术前血小板<50×109/L、胰腺上缘脾动脉中段脾动脉内径(SA)/肝总动脉内径(CHA)>1.5、门静脉流速>50 cm/s作为预防性脾动脉结扎的指征.4例符合高风险标准的患者,术中于胰腺上缘主干处预防性行SAL.结果 4例术中预防性SAL患者术后无一例发生SASS,恢复良好;5例术后确诊SASS患者,1例合并肝动脉血栓,经肝动脉溶栓后再通,联合行SAE,3例患者单纯行SAE,1例行SAL,均恢复顺利.结论 SASS是肝移植术后严重并发症,高风险患者预防性脾动脉结扎具有可靠的疗效和安全性,及时诊断移植物早期SASS并实施脾动脉栓塞或脾动脉结扎是有效的补救措施,避免其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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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体外修复DCD供肝的研究
目的 探讨体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的修复方法,采用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联合常温机械灌注(NMP),研究其对DCD肝脏的影响.方法 体外培养BMMSCs,建立心脏死亡后热缺血45分钟的模型.将Wistar大鼠随机分成3组:A组(冷保存组)、B组(单纯NMP组)和C组(NMP+BMMSCs组),4小时为各组研究时间点(n=5).血生化仪检测循环液中的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肝脏的病理情况,血气分析仪检测灌注组的耗氧量.结果 C组ALT和AST的量明显低于B组(ALT:F=177.98,P<0.05;AST:F=284.38,P<0.05);C组ALT和AST的量明显低于A组(ALT:F=3100.39,P<0.05;AST:F=192.88,P<0.05).C组的耗氧量在1小时后明显高于B组(4小时:F=22.90,P<0.05).肝脏病理显示C组的修复作用明显优于其他两组.结论 BMMSCs联合NMP对DCD肝脏功能、病理及细胞活性均具有明显保护作用,为修复DCD供肝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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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治疗小儿遗传代谢缺陷病的研究进展
小儿遗传代谢缺陷病致肝脏病变时,治疗比较复杂,终末期致肝脏衰竭,且原发病继续进展.肝移植可解决肝脏累及病变问题,术后可恢复肝脏寿命.但原发病是否进一步累及移植肝脏及手术预后在长期生存中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就肝移植治疗小儿遗传代谢缺陷病的指征、后续治疗、预后情况等方面进行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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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T细胞核因子与肿瘤关系的研究进展
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s,NFAT)初在活化T细胞核提取物中被发现,是一种转录激活因子,可结合白细胞介素-2 (interleukin-2,IL-2)启动子激活T细胞[1].后来发现NFAT广泛表达于多种哺乳动物免疫细胞与组织细胞,是具有转录活性,多向调节功能的转录因子[2].近年来,研究发现NFAT与肿瘤的形成、浸润、转移密切相关,在调节肿瘤细胞转化与生长、肿瘤血管生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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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死亡供肝受体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机制及预防的研究进展
中国是慢性肝病大国,很多患者终发展为终末期肝病.而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措施,但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尤其是胆道并发症常常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近年来,心脏死亡后肝移植(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liver transplantation, DCD-LT)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开展,是拓展肝源的重要途径.然而,DCD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尤其是胆道并发症的发生,常常导致移植物丢失,需要再移植,并且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故胆道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及预防需要进一步探讨明确,以提高肝移植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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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离式肝移植术临床进展
1 劈离式肝移植概述肝移植手术技术逐渐成熟,免疫抑制药物方案不断改进,移植后生存率不断提高,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1-3].随着移植技术不断推广,得到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供肝匮乏与日益增加的等待患者数量矛盾越发突出,捐献供体不足是制约肝移植发展的全球性问题[4].等待移植患者的总病死率超过10%,而因缺乏大小匹配的供体,儿童受者手术机会更小,病死率超过20%[5].劈离式肝移植术是将一个完整的尸体供肝分割成2个或2个以上的解剖功能单位,移植给多个受者,达到"一肝两受"甚至"一肝多受"的目的,能够有效扩大供肝的利用,缓解供肝短缺的矛盾.然而,由于供体类型特殊,往往被视为边缘供体,劈离式肝移植在供肝选择,受者一般状况,移植物血管分配及移植物保护等方面需要更严格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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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自发性门体分流的围术期处理
肝移植已经被接受为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治疗办法[1].肝移植术后,充分的门静脉血流可以确保移植所需要的营养和刺激因子.尤其是在部分移植物肝移植术后早期阶段,充分的门静脉血流对移植物快速再生极其重要[2].门体分流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患者中并不罕见.然而,这种分流在移植术后门静脉压力恢复正常后,可能自行关闭,也可以在移植术后继续存在并持续分流向肝血流[3].门体分流在移植后持续存在,可导致肝脏移植物低灌注,引起移植物功能障碍、衰竭、甚至受体死亡.因而,术前检测评估、术中恰当的处理、术后监测,对于移植物受体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肝移植自发性门体分流的围术期处理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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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肝移植的临床研究进展
1 概 况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方法[1-2].供体肝脏短缺常可造成某些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期间死亡或病情加重而无法接受移植手术.为了满足供体肝脏的供给,各种扩大供肝来源的技术策略相继用于临床,如亲体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和多米诺肝移植(domino liver transplantation,DLT)[3].1995年,Furtado等[4]在葡萄牙完成了首例DLT手术.DLT的定义是来自严重先天代谢性疾病患者形态正常的肝脏(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肝病)作为供体肝脏,移植到另1例患者体内.与通常施行的肝移植相比,DLT具有一定的固有优势:① 因先天代谢性疾病患者的年龄较小、且不合并门脉高压症,大多数多米诺供肝质量较好;② 冷缺血时间短[5].DLT因其固有缺陷,常可终导致多米诺肝移植受者罹患相应的代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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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肝移植中受体严重门静脉血栓的门静脉重建分析研究
背景:由于技术困难和血管移植物供应不足,门静脉血栓(portal venous thrombosis,PVT)已成为肝移植的绝对禁忌证.但随着近期手术创新,许多困难得到克服,PVT已不再是肝移植的禁忌证.方法:2000年6月-2014年12月,72例患者在神户大学医院接受了活体肝移植,我们重点关注了高分级的PVT病例,并分析了改良的门静脉重建技术和临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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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扩大标准供肝的肝移植:扩大标准的供肝对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的影响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扩大标准的供体(extended criteria donor,ECD)对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胆道并发症、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复发和存活率有影响.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常表现为中度和重度脂肪变性.与脑死亡后的供体相比,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中移植物衰竭和胆道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延长的热缺血,再灌注损伤和内皮活化触发级联,将导致微血管血栓形成,导致胆道坏死,胆管炎和移植物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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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体肝移植现状
1 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的产生及必然性每年等待肝移植患者数量急剧增加,各国供肝数量却相对稳定,供肝短缺问题日趋严重,自第一例LDLT以来,LDLT在全世界迅速开展,只要供体评估充分,LDLT对于供、受者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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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活体肝移植受体指南——专家解读
目前,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成为解决供体肝脏短缺的重要策略.然而,与尸体肝移植(deceased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DDLT)相比,LDLT受到伦理学、内科学及外科技术等多方面的挑战,而其中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本文介绍了国际肝脏移植协会(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Society,ILTS)2016年发表的活体肝移植指南.本指南的目的是提供LDLT相关的专家意见、共识和佳的操作指南,并将定期更新,以期准确、有效地传达新的经验和进展,有助于临床医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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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肝移植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6版)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发展,肝移植已被公认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措施.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 2015年统计资料,肝移植受者中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病患者占74.79%,其中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相关肝病患者占71.25%.因此,科学、有效地防治肝移植术后HBV感染与复发是我国肝移植领域的重要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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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中胆道引流管的应用
近年来,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1].国内肝移植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疗效也在不段提高.但肝移植术后胆管并发症的发生率仍为7% ~30%[2],与胆管并发症相关的病死率为6.0% ~12.5%[3],是影响肝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4-5].肝移植术后的胆道并发症(biliary complications,BC)通常是指具有临床表现又有放射学依据、需进行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的胆道狭窄、梗阻、胆瘘及胆栓/泥形成等.其中,胆道狭窄及胆瘘是主要和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与胆道重建技术、肝移植的手术方式、器官的保存、排斥反应等因素相关.胆道重建是其主要的发生原因,也是近些年研究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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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术中无瘤技术
外科手术是治疗肝脏恶性肿瘤直接、有效的方法.肝移植是治疗肝癌等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1-2],具有彻底性的优点,能够完整切除肝内病变以及将发生病变的区域.但手术操作会增加肿瘤细胞医源性扩散的机会,从而影响手术的治疗效果,所以肝癌肝移植术中无瘤术是肝移植手术中的关键技术之一.1954年,Cole等正式提出了无瘤操作技术的概念,即在恶性肿瘤的手术操作中为减少或防止癌细胞的脱落、种植和播散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癌细胞沿血管、淋巴管扩散,防止癌细胞种植.李卫平等[3]报道规范的无瘤操作技术应用在胃肠道肿瘤手术中取得了显著效果,5年存活率从48%上升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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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体肝移植的现状和进展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方法[1-2].供体的严重短缺促进了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的广泛开展.成人间活体肝移植已在许多移植中心成功开展,然而,供体短缺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许多学者致力于采取措施,来扩大供体池[3].同时,供体安全性仍是LDLT的一个主要障碍.LDLT比尸体 肝移植(deceased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DDLT)手术操作更加复杂,供肝体积大小和移植物的类型对供体安全性和受体预后都有直接的影响.随着标准外科技术的建立和对解剖变异、部分移植物再生的血流动力学特征的理解,LDLT受体和供体结果已经逐渐被接受,LDLT,尤其是成人LDLT仍在不断取得进展.本综述讨论了成人LDLT的现状及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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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病例分享
急性肾功能不全或衰竭是肝移植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肝移植术后早期出现肾功能不全是预后不良的主要标志之一[2-3],严重影响手术成功率和长期生存率.因此,肝移植围术期采用各种防治措施保护肾功能,对加速患者术后恢复,提高手术成功率及改善预后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分享1例肝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诊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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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脾动脉在成人肝移植肝动脉重建中的应用(附1例报告)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方法[1-2].移植肝的功能与肝动脉重建的成功与否直接相关,根据供、受体肝动脉的不同条件,肝动脉重建有多种方式,但总的原则是力争一次吻合成功,使移植肝获得足够的动脉血供[3].一般情况下,由供肝带腹腔动脉的喇叭形口末端同受体肝固有动脉与胃十二指肠动脉交通处整形后的喇叭口作端端吻合[4].如果受体动脉因为纤细、内膜损伤等导致血流不好,常用的重建方式是通过髂动脉搭桥与供体腹腔动脉吻合,也可将供体腹腔动脉与受体脾动脉吻合[5].近年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应用受体脾动脉施行了1例动脉吻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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