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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疗服务中的医患关系与权益
人们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来表达其价值观并维护个人尊严.这一权益的主体地位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并且不可以抛弃,也不会因为生病而有所改变.但事实上,当一个人患病时却经常被矮化成一个疾病的载体、一个器官的组合、一个病历号码、一个穿着蓝色(绿色)制服的病袍,等待被治疗的客体.这种‘命令-服从'的医患关系,经历数个世纪也未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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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人知情同意的调查与分析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病人的权利早在二战后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即不取得病人或当事人在自由意志下的知情同意,就不许对他们进行任何医学实验.此后,该原则由人体实验研究领域扩大到临床治疗上,并被包括在病人权利中[1].在我国,知情同意或病人知情权也正在受到重视[2].本文结合住院病人知情权的初步调查,探讨病人知情同意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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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论自由意志与自我是否可能?
神经科学的新研究成果为决定论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推断没有自由意志和恒定不变的自我.而传统生命伦理学中我们对其它生命体的伦理义务乃是基于这个生命体具备自由意志,即有自我的精神生活.神经科学技术对自由意志和自我的挑战不会对我们的伦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实践生活中人们采用了科学研究结论,从神经科学的发现到影响我们伦理实践的范式转换才会发生.从相容性与非相容性、物理系统自身的识别、神经科学的其它证据等方面探讨了怀疑的内在原因,认为不会因为神经科学家的新发现而否认自由意志和恒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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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决定论的视角
神经科学已成为前沿的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展对脑认知的研究,用现代实验技术的方法探究原来只属于哲学思辨范围内的"意识"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论战提供了更多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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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生命权的辩护*--从自由意志出发
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诸如安乐死、生前预嘱、器官捐献等都可以归结为对生命权的支配问题,而生命权的支配又面临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伦理价值的双重考量。但二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个人作为生命个体,自由意志是规定自身、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要素,是个人人格和尊严的体现;但人并不仅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还要通过否定自身而进入一个伦理实体,受伦理实体的制约。伦理实体并不是对自由意志的简单否定,两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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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视野下健康行为转变的伦理困境
虽然慢性病的危害十分巨大,预防慢性病的措施非常简单易行,但慢性病预防行动却十分缺乏.对自由意志的强调及自由意志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促进慢性病预防行为存在伦理困境,不能有效促进慢性病预防行为.要走出两难困境以有效促进慢性病预防行为,需要对自由意志有新的认识,既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意志,也不能守住自由意志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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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成像技术对道德责任判定的挑战
道德责任评判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以行动的后果为依据.然而,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表明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情感以及记忆在道德判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自由意志并非道德责任判定的合理前提,行动的直接后果也并非道德责任评判的可靠依据,这给传统道德责任判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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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成像证据减免被告人责任的无效性论述
提炼了支持神经成像证据可以减免当事人责任的强、弱两种论证,指出这两种论证存在的漏洞,认为当下的神经成像证据,无论是高分辨率还是低分辨率的,都走错了方向,都试图用物理层面的决定论来否定意识层面的自由意志,不能支持减免被告人的责任.真正能够减免当事人责任的神经成像证据必须能够证明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并不“想要”发出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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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对自由意志的挑战初探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界讨论的经典哲学问题,持相左意见的双方各自捍卫着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脑科学的研究也加入了自由意志的讨论,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带来了看得见的证据,对自由意志发起了挑战.神经科学对自由意志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神经科学对自由意志存在的冲击、神经科学对道德责任判定的挑战、神经科学对“自我”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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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
自由意志是哲学史上古老、持久和艰难的问题之一,并且一直是哲学,包括实证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心理学家开始尝试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探索自由意志的心理机制、影响及表达.研究发现虽然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但人们仍然相信它的存在,并受到它的影响.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道德行为、创造力、自尊和幸福等概念有密切关系.未来研究应在自由意志的概念界定、产生机制、作用功能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并从实证、理论和常识三种水平上综合考察、理解自由意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