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HIV相关性行为研究

到2003年底,我国的HIV感染者估计84万,感染率已达0.07%.[1]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即使HIV感染率没有非洲一些国家高,但降低我国HIV感染率就能降低全球的HIV感染率和减少全球的HIV感染者数[2].我国HIV流行的一大特征是80%的感染者是农村居民[3],且初的HIV感染是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吸毒和输血引起的.

杭州市居民健康支持工具使用行为的定性研究

为了了解杭州市居民使用“五件套”健康支持工具的行为特点,文章采用小组访谈法随机调查71人,并运用主题框架法对定性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居民对健康的重视是其采用工具的主要原因,而工具本身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其是否长期使用的重要因素.对工具的使用有利于健康意识的提高和行为习惯的改变.

基于病人心理和行为研究的医院指示系统改良

上篇调查报告及初步论证研究第一部分:课题定位研究相信每一个有过看病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来到一家陌生的医院,周围环境是你第一次遇到的,此时病痛影响着你对周围事物的逻辑判断力,你的心情因为急于就医而焦躁不安.

行动障碍人员在火灾中的行为研究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行动障碍人员在火灾中的行为研究",特别关注医院建筑领域中的行动障碍人员设计的场所,例如:在综合医院和老人医院里,火灾似乎格外留有情面.这些场所的特殊设计和经过专门培训的工作人员,都能将行动障碍人员从火灾现场成功疏散.一项针对医疗卫生单位火灾发生时的人员行为调查显示,即使病人身处在危机情况之下,经过训练的护理人员也能够将他们从火灾中成功救助出来.

我国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研究及干预工作的现况与挑战

行为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改变行为来预防或控制疾病,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艾滋病流行以来,有关导致艾滋病的各种危险行为,以及围绕着改变这些危险行为控制艾滋病流行,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艾滋病的防治实践中去.

不同招募场所的男男性行为者性网络特征研究

目的 了解哈尔滨市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性网络特征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危险行为,探索MSM人群中HIV传播以及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可能性.方法 选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作为研究现场,招募场所分为酒吧或夜总会、浴室或桑拿、公园或公厕三类,同时安排志愿者通过社会网络招募MSM.从个人为中心的网络角度对性网络特征进行调查与分析.分析指标有个人网络的大小、密度、网络成员交往的相似程度(年龄和婚姻状况).结果 本次调查获得有效问卷647份,其中酒吧或夜总会229人、浴室或桑拿291人、公园或公厕36人,社会关系网络招募91人.调查对象过去6个月平均性伴网络大小为14人,小网络密度为0.14;过去1年中,性伴关系维系比例为30.5%(647/2123);不同招募场所MSM性伴关系继续维持比例酒吧为22.8%(159/699),浴池35.9%(329/917),公园26.4%(28/106),社会网络招募32.7%(131/401),不同招募场所的MSM的性伴关系维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4.07,P<0.01),浴池的MSM平均性伴网络较大,为18人,过去1年性伴关系维系比例为35.9%(329/917).MSM与性伴之间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的交往相似性Q值分别为0.03和0.41;过去6个月安全套坚持使用比例低,为40.9%(822/2012).结论 不同场所MSM人群性网络特征差别大.MSM与性伴之间的交往模式相似性较低,同时存在传播HIV的潜在危险.

上海市未婚青少年非意愿首次性行为的调查研究

2005年,季成叶~([1])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青少年健康相关及危险行为调查,进一步证实了对青少年非意愿性行为研究的必要性.我们拟采用现况研究方法探讨上海市未婚青少年非意愿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尤其是继发的性与生殖健康危险,从而为进一步改善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以理论为指导的健康行为研究进展

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影响人群健康的重要因素，全球每年40％的死亡以及1/3的健康寿命损失年是由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危险因素引起的[1]。由于行为和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大、可干预性好、成本效率高等特点，健康行为研究已在烟草控制、体育锻炼、超重和肥胖干预、药物滥用、不安全性行为、免疫接种等很多领域得到应用。目前，国内健康行为研究往往注重工具理性和归纳性[2]的流行病学视角。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等地的健康行为学者越来越重视以理论为指导的健康行为研究思维和干预策略，其理由可能是：一是健康行为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主要起源或植根于社会学和行为学[3]，2者的核心概念是以理论形式建构的[3]，并注重后实证主义[4]的研究路径；二是健康行为理论能为选定影响因素、测定方法、病因结构和路径提供框架和指导[5]，并在研究的设计、干预、评价等阶段都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利用价值[6]，如Sharma和Romas[3]具体阐述了7大好处。笔者围绕以理论为指导的健康行为研究的3大常见问题，现综述如下。

京津两地中学生有意伤害危险行为的比较

近年来,有意伤害对青少年所致的死亡和引起的危害,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所谓有意伤害通常是指因个体间暴力或自我指向性暴力,如自杀等所导致的伤害.本研究是我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研究的一部分, 其目的在于初步掌握青少年有意伤害危险行为发生的基本轮廓,进而为有效地开展更大范围的监测、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基础.

宝宝天生偏爱眼熟的食物

日前,在2009年第13届亚太儿科会议暨第3届亚太护理会议上,美国儿童饮食行为研究专家苏珊·约翰逊博士和中国儿童与青少年保健专家盛晓阳教授为偏食宝宝提出指导性的"补偏"计划.

精神分裂症有暴力行为患者脑电图特征

精神分裂症暴力攻击行为是复杂的反社会行为,其产生机制尚不清楚.攻击行为与脑功能紊乱之间关系备受关注.脑电图在暴力行为研究中得到一定运用.研究显示脑电图检测有助于对精神分裂症暴力攻击行为进行评估和预测.作者在血清皮质醇、醛固酮水平在伪装精神病司法鉴定中的作用研究过程中,对精神分裂症有暴力行为患者脑电图特征文献进行了回顾,现综述如下.

生物单分子行为研究--多学科交叉的具体体现

微信健康教育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微信健康教育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AHS)患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方法将80例OSAHS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的住院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在住院期间及出院时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出院后微信健康教育6个月,6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行为改变量表得分及生活质量情况以及多导睡眠监测的结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行为改变量表各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lgary睡眠呼吸暂停生活质量指数各维度评分中日常活动为(5.39±1.21)分、社会交往为(5.05±1.38)分、情感为(5.56±1.46)分、症状为(3.45±1.37)分,较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导睡眠监测结果显示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低氧饱和度和长呼吸暂停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微信健康教育能有效改变OSAHS患者的生活行为方式,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学习《精神卫生法》促进社会心理健康

《精神卫生法》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对社会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社会心理健康指导服务中心前不久在京召开专家研讨会,学习解读《精神卫生法》,共商社会心理健康促进工作.会议当天,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心天教授、团中央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研究办刘国海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张焰主任、四川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格桑泽仁主任、武警警种学院军事心理学教研室雷榕主任、历彦军副教授、华北石油精神康复医院黄敬院长、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栏目特约专家张久祥教授及栏目制片人特派代表朱玉营记者,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代表吴希霓经理,社会心理援助工作者都江老师、王贺春博士,以及会议组织单位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周华兵、社会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林平光、心境阳光心理援助工作站主任杨刚等近30名业界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精神卫生法》,研讨社会心理工作的新发展.

住院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分析及护理对策

我科2005-08/2007-08出现的住院精神病患者对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有严重攻击行为的50例,护理对策如下.

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分析及防范

攻击行为是指精神病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有意侵犯及破坏行为[1].精神病患者常因幻觉妄想、不安心住院、心理活动紊乱、外界因素等常发生攻击行为,这对医护人员的安全及病区的管理均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困难[2],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重要一环.故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要注意加强防范.我院2002～2006年发生精神病患者攻击医护人员事件40起,现总结如下.

变革型领导、组织承诺与护士创新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了解护士感知护士长变革型领导行为、护士组织承诺及个人创新行为的现况,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 随机抽取哈尔滨市5所医院700名护士,采用变革型领导风格调查问卷、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及多构面个人创新量表收集资料.结果 变革型领导行为和组织承诺均可正向预测个人创新行为,变革型领导以组织承诺为中介变量,间接正向预测个人创新行为.结论 管理者应发挥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积极作用,促进护士的组织承诺,使护士为组织的发展贡献心智,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

监护人员对农村3～7岁留守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影响分析

目的 初步探讨监护人员对农村3～7岁留守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方法 采用自拟儿童基本情况调查表、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父母版)对805例农村3～7岁留守儿童进行调查评估.结果 留守儿童困难问题检出率为3.5%,男性为4.1%,女性为2.7%,男女性儿童困难问题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154,P>0.05).留守儿童同伴交往问题评分(2.30±1.86)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2.09±1.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8,P<0.05).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情绪症状评分(2.76±1.84)、困难总分评分(11.41±4.77)显著高于父/母单方外出者(2.29±1.64)、(10.41±5.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89～-2.006,P<0.05);亲社会行为评分(6.39±2.26)显著低于父/母单方外出者(7.34±2.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36,P<0.001).监护人员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上"者,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评分(7.02±2.21)显著高于"文盲/半文盲"(6.20±2.44)、"小学"(6.42±2.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监护人员为"祖辈"者,留守儿童情绪症状评分(2.77±1.84)、困难总分评分(11.45±4.74)显著高于"父/母亲"为监护人员者(2.29±1.64)、(10.41±5.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亲社会行为评分(6.37±2.25)要低于"父/母亲"为监护人员者(7.34±2.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监护人员照顾留守儿童"非常愿意"者,留守儿童多动注意不能评分(5.02±1.95)、困难总分评分(12.26±4.39)显著高于监护人员照顾留守儿童意愿"愿意"者(4.10±2.02)、(11.06±4.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001).监护人员照顾留守儿童感受"负担很重"者,留守儿童情绪症状评分(3.33±2.19)高于"有能力带"者(2.60±1.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动注意不能评分(5.17 ±1.76)、同伴交往评分(3.87 ±1.96)、困难总分评分(14.70±5.03)均高于"负担重"(4.26±2.03)、(2.63±1.70)、(11.85±4.95);"说不上负担"(4.32±1.88)、(1.87±1.82)、(10.91±4.42);"有能力带"者(4.16±2.16)、(2.20 ±1.86)、(10.86±4.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0.05);而亲社会行为评分(5.53±1.98)显著低于"有能力带"者(6.81±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监护人员照顾留守儿童感受(β=-0.725,P=0.000)及意愿(β=-1.069,P=0.000)影响留守儿童困难问题.结论 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更为突出,父母外出时尽量留下一方照顾儿童.提高监护人员素质,有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婚恋行为研究——以成都市服务行业为例

1 问题的提出与数据来源回顾目前国内关于外出打工者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对占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现象与问题关注较少,而探讨家庭结构与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可谓风毛麟角.

增强患者满意度的新解决方案——耳内受话器(RIC)技术

研究表明用户希望助听器使用简易有效,美观、配戴舒适并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1].近年新出现的耳内受话器(receiver in the canal,RIC)技术和一系列创新自动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耳内受话器技术能为更宽范围的听力损失患者提供无反馈和无堵耳的选配,行为研究表明该技术在实际生活中也具有显著的接受度.以下将以CENTRA Active为例讨论耳内受话器技术独特的声学特性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