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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 研究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选用一般健康问卷和情绪调节问卷,对3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差异检验表明,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t=3.135, P＜0.01);在认知重评策略上无显著性别差异(t=1.259, P＞0.05).相关分析表明:认知重评策略水平越高,自我肯定性越强,负性情感(忧郁、焦虑)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结论 情绪调节中的认知重评策略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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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 对情绪调节因难量表(DERS)在中国青少年中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方法 以710名中国青少年为施测对象,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DERS量表共包含6个因子.总量表与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在0.88 ～0.96,0.52 ～0.77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为x2/df=1.05,AGFI=0.87,GFI =0.90,NFI=0.94,CFI =0.99,TLI =0.99,NNFI =0.9,RMSEA=0.015,RMR =0.06.结论 DER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测量结果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适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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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
目的 编制适合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ES).方法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期开放性问卷和访谈法的结果,确定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5个维度并编制题目.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检验其信效度.结果 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调节恐惧、焦虑、积极、沮丧/痛苦以及生气/愤怒5个因子,共23个项目,累积贡献率为54.23％.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5个因素的一阶因子模型结构的有效性,各拟合指标分别是x2/df=1.89,RMSEA＝0.04,GFI=0.95,AGFI=0.91,CFI=0.95,IFI=0.95.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7～0.75之间；总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75,各分量表分半信度在0.63～0.74之间.结论 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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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家庭功能的特点及其对网络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讨青少年家庭功能特点、青少年网络行为特点及二者的内在联系。方法：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问卷和青少年网络行为问卷对随机选取的153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青少年家庭功能发挥并不顺畅，家庭沟通功能和家庭情感反应功能发挥不良将产生消极作用；②青少年的上网时间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上网内容主要以人际关系和网络娱乐为主，上网的消极评价多于积极评价，但在上网过程中引发的焦虑情绪较少且对网络较为满意；③家庭功能发挥程度与青少年网络行为存在紧密关联，家庭沟通功能显著影响青少年通过网上接触有关性和赌博的内容（F＝54．48，P＜00．1）及其对网络的满意度（F＝39．79，P＜00．5），家庭情感反应功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人际关系（F＝54．68，P＜00．1）、网络娱乐（F＝47．17，P＜00．5）及网络满意度（F＝36．96，P＜00．5）。结论：家庭功能是影响青少年网络行为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家庭功能影响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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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的“治愈”作用：动画片类型及要素与个体情绪的关系
目的：探讨动画片类型及其要素与观者愉悦情绪的关系。方法：抽取200名大学生，使用5点量表分别测得被试观看3种动画片（美国产、中国产、日本产）后对该动画片的喜爱程度和愉悦情绪，分析能诱发愉悦情绪的动画片要素。结果：对美国产动画片的喜爱度评分和愉悦评分均高于其他两组（P均＜0．01）。更多被试选择配音配乐（χ2＝6．48，P＜0．05）和故事情节（χ2＝46．08，P＜0．01）为动画片诱发愉悦情绪的要素。结论：不同类型动画片对个体情绪调节的效果不同，其起作用的要素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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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社会支持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和情绪调节量表对252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①企业员工社会支持与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r ＝0．30，0．38；P ＜0．01），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 ＝0．37，0．47；P ＜0．01），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 ＝0．26，P ＜0．01）；②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7％和77．4％；③不同性别、年龄、职位、岗位的员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不同。结论：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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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在中国人群中的初步测试
目的 引进情绪调节困难量表,考察其在中国人群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采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对1017名大学生被试进行了测查.结果 情绪调节困难量表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6,各分量表在0.59～0.86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各分量表在0.79～0.88之间.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该量表为6因子结构,所有的项目在对应维度上的载荷值均大于0.4.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6因子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较好.结论 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基本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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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成年人额叶静息脑电alpha波偏侧化的年龄差异
目的 采用静息脑电技术研究正常成年人额叶alpha波偏侧化是否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同时进一步验证静息脑电alpha波偏侧化作为情绪调节能力指标的稳定性.方法 正常青年人(18～ 25岁)30人,正常中年人(40 ～ 50岁)30人,首先采集脑电,对脑电数据进行离线分析,将终数据转化成自然对数,然后用SPSS 17.0软件处理,对两组人群进行分析.结果 正常成年人额叶静息脑电Alpha波存在偏侧化(F =6.865,P＜0.05).青年组与中年组额叶静息脑电在F3/F4点(t=-0.346,P＞0.05)；F7/F8点(t=-0.121,P＞0.05)；FP1/FP2点的偏侧化程度均不存在差异(t=-0.192,P＞0.05).结论 正常成年人额叶静息脑电偏侧化不受年龄因素影响,额叶静息脑电Alpha波偏侧化作为情绪调节能力的指标在年龄差异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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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员工工作压力和工作结果的关系——情绪劳动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影院员工的情绪劳动(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从情绪调节策略作为特质性静态概念的角度,探讨情绪劳动在情绪调节和工作倦怠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以全国44家城市影院的1067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情绪劳动量表(ELQ)测量个体的表层动作与深层动作、采用情绪调节量表(ERQ)测量个体的表达抑制与认知重评、采用工作压力源量表(OSI-2)测量个体的工作压力情况、采用工作倦怠量表(MBI)测量个体工作倦怠状态、采用工作满意度量表测量个体的工作满意度.选取2个时间点(间隔2个月)进行纵向研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达抑制得分与工作压力得分呈负相关(r=-0.16,P＜0.01),与工作满意度得分呈正相关(r=0.17,P＜0.01).以工作压力得分为预测变量,情绪劳动得分和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作为中介变量,工作倦怠得分作为结果变量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均拟合良好,认知重评得分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得分间起纵向中介作用,95％可信区间为(0.01 ～0.03);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得分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得分间起纵向中介作用,95％可信区间分别为(0.03 ～0.05)及(0.02 ～0.05).结论:情绪劳动机制与情绪调节策略在工作压力和工作结果间起到纵向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积极作用;惯于使用认知重评的员工能够通过更多的深层动作和更少的表层动作导致更好的工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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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适应及其与依恋、情绪调节的关系
目的:测查大学生的情绪适应状况及其与依恋、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大学生情绪适应提供实证支持.方法:在三所高校选取大一至大四年级大学生642名.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考察情绪适应,关系测查问卷(RSQ)考察依恋(选取其中的依恋安全、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3个维度),情绪调节习惯问卷(ERQ)考察情绪调节(包含积极情绪增强与减弱、消极情绪增强与减弱4个维度).结果:大学生情绪适应存在问题者(T≤50分)占51.6％.大二、大三男生在情绪适应得分高于大一、大四男生[(3.5±0.5),(3.5±0.6)vs.(3.3±0.7),(3.3±0.6);P＜0.01];女生情绪适应得分的年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学生RSQ的依恋安全维度(β=32)、ERQ的积极情绪增强和消极情绪减弱调节策略两个维度得分(β=0.14、0.11)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情绪适应得分;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β=-0.35、-0.14)和消极情绪增强调节维度得分(β=-0.17)能负向预测大学生情绪适应得分,均P＜0.001.结论:本研究提示,大学生的情绪适应状况有待提高;大一和大四男生出现情绪适应问题更多.不同依恋风格个体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其情绪适应状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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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与认知性调节特征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加工特征,并分析述情障碍者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特征.方法:在本对照研究中,采用班级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出712名学生.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中文版筛选出述情障碍者(TAS-20≥58分)117名和非述情障碍者(TAS-20≤ 38分)118名,比较两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抑郁自评量表(CES-D)得分差异.间隔2～3个月后利用TAS-20对这235名受试进行重测,筛选出51名述情障碍者与54名非述情障碍者,分别对120张情绪图片进行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评分.结果:(1)述情障碍组消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47.3±5.9)vs.(41.9±5.9),P<0.001],而积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非述情障碍组[(65.2±7.7)vs.(71.1±7.3),P<0.001].(2)在愉悦度的评分上,述情障碍组对正性图片的评分低于非述情障碍组[(7.0±1.0)vs.(7.7±1.0),P<0.001],而对负性图片的评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2.4±1.0)vs.(1.4±1.0),P<0.001];唤醒度方面,述情障碍组对正性和负性图片的评分均低于非述情障碍组[正性:(6.3±1.2)vs.(6.8±1.1),P=0.040;负性:(6.4±1.5)vs.(7.2±1.4),P=0.007].结论: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的认知加工缺陷,且存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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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极情绪修复动机与自尊的关系
消极情绪修复动机指在消极情绪状态下,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消极情绪修复活动的一种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1].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可分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共同构成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态度[2-6].Greenwald的双重结构模型[3]认为存在着高外显低内隐自尊(自大)、高外显高内隐自尊(自信)、低外显低内隐自尊(自卑)、低外显高内隐自尊(自谦)4种情形,其中前两种分别被称为脆弱高自尊和安全高自尊.研究表明,外显自尊越高,情绪修复动机越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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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
目的: 探讨高中生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以及其对抑郁症状预测作用的性别差异.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湖南2所普通中学高中部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各随机抽取5个班级,获得有效样本505人,其中女生262人,男生243人,完成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结果: 女生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的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分量表分均高于男生[(12.1±2.2)vs.(11.4±3.1),(12.2±3.3)vs.(11.3±3.6),(8.4±3.0)vs.(7.7±3.0); P=0.002,0.004,0.012],而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分量表分均低于男生[(11.2±3.0)vs.(12.0±3.4),(13.7±2.5)vs.(14.4±2.7);P=0.005,0.003].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提示,在女性样本中,9个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总的解释方差值为39%(R2=0.39),高水平的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可以显著增加抑郁发生的可能性.而在男性样本中,9个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总的解释方差值为27%(R2=0.27),高水平的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以及低水平的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可以显著增加抑郁发生的可能性.与女生相比,男生的积极重新关注(β=-0.15)和理性分析(β=-0.18)均可以显著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结论: 高中生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以及其对抑郁症状的预测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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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研究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情绪及情绪调节方法及其与抑郁和性别的关系.方法:98名大学本科生接受了情绪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和抑郁量表的评定.结果:(1)大学生情绪感受频率序列(从多到少)为:快乐、兴趣、羞愧、内疚、羞涩、悲伤、惊奇、敌意、愤怒、蔑视、厌恶、恐惧等.(2)一般的模式,在感受负性情绪时出现比较多的忽视和抑制;感受正性情绪时出现比较多的重视和宣泄;原因调节多于反应调节.(3)男性感受比较多的愤怒,在感受正性情绪时,男性存在比较多的忽视和抑制,女性存在比较多的重视和宣泄.(4)抑郁高分组包含比较多的羞愧、羞涩、悲伤、自我敌意、恐惧、厌恶、愤怒等负性情绪,比较少的快乐和兴趣.在调节方式上,高抑郁组在感受负情绪时有更多的重视和宣泄,在感受正性情绪时存在比较多的忽视和抑制,比较少的重视和宣泄.结论:不适当的情绪调节方式可能是增强抑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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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绪体验、表达与调节
愉快情绪体验能力的下降,即快感缺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表现之一.本研究综述从情绪加工(情绪调节与表达)的角度,来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快感缺失.分析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期待性愉快体验的缺失与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表达缺损有关.未来的研究需要系统地对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群在情绪体验、表达与调节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为改善快感缺失的临床干预方法,提供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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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杏仁核静息态功能连接与情绪调节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静息状态下杏仁核的功能连接特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关系.方法:纳入符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38例首发患者及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匹配的45例正常对照.采用中文版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中的情绪管理分测验评估被试的社会认知功能.被试均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以杏仁核为种子点进行功能连接分析,比较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并分析功能连接强度与情绪管理的相关性.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左侧杏仁核与左侧前扣带回的正性功能连接降低,与左侧枕中回和右侧颞中回正性功能连接增强,与右内侧额上回负性功能连接增强(均P＜0.005,AlphaSim校正,体素值＞25);右侧杏仁核与右侧楔前叶负性功能连接减弱(P ＜0.005,Al-phaSim校正,体素值＞25).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组右侧杏仁核与右侧楔前叶的功能连接与情绪管理分测验呈负相关(r=-0.56,P＜0.01).结论:本研究显示静息态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杏仁核功能连接网络模式存在异常,其中右侧杏仁核与右侧楔前叶的负连接减弱可能与患者的情绪调节功能异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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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研究(综述)
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是适应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双相障碍的特征表现为情绪的极不稳定,患者的情绪加工和调节存在异常.本文对双相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策略及神经机制进行了综述,提示患者常用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且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前额叶皮层激活异常,杏仁核-前额叶连结减弱,这也可能是其情绪调节困难的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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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横断面研究
目的:考察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及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干预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选取北京市某社区60～80岁老年人335名,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得分≥16分为“有抑郁症状”)来评估老年人抑郁症状,用Gross情绪调节问卷(ERQ,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来评估老年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情况,用沉思量表(RRS)来测量老年人沉思策略的使用情况,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的比例为19.9％ (61/306).CES-D总分与ERQ的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r=-0.21,P＜0.01),与ERQ的表达抑制得分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r=0.08,P＞0.05),与RRS总分呈正相关(r=0.58,P＜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男性(OR =0.42,P＜0.05)、健康状况好(OR =0.29,P＜0.001)、生活方式好(OR =0.09,P＜0.01)、经济状况好(OR =0.05 ～0.23,P＜0.01)和ERQ认知重评得分较高(OR =0.93,P＜0.05)的老年人,CES-D得分较低;而高龄(OR =1.04,P＜0.05)和RRS总分较高(OR=1.19,P＜0.01)的老年人,CES-D得分较高.结论:女性、高龄、经济状况差、健康水平低、无子女或子女在外地或国外、越多使用沉思策略和越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老年人,越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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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者心理弹性与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研究肺癌患者心理弹性与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 采用中文简化版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问卷(CD-RISC)、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以及情绪调节方式问卷,对40例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心理弹性与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结果 肺癌患者心理弹性水平总体较低,均值为(62.10±15.03)分.≥55岁肺癌患者CD-RISC中坚韧、自强、乐观各因子及总分均显著高于＜ 55岁肺癌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5.301,6.330,4.572,6.308;P ＜0.01).非全费患者CD-RISC中坚韧、自强、乐观各因子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全费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4.788,5.518,6.648,6.556;P ＜0.01).肺癌患者心理弹性与宣泄调节和抑制调节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内外向及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P＜0.01).结论 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特征是影响肺癌患者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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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伪装
情绪伪装是个体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不一致的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且终身发展,受到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及同伴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均会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