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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阳县基层血防机构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
波阳县位处鄱阳湖畔,是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地区之一.自1992年执行<世界银行贷款血吸虫病控制项目方案>以来,血吸虫病流行得到有效控制,人群和耕牛感染率均有大幅度下降,随着世行贷款血防项目的结束,防治经费尤显不足,疫情反弹将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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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荧光抗体试验在上海疟疾监测中的应用
以体外培养的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 P.f)为抗原,代替以食蟹猴疟原虫(Plasmodium cynomolgi, P.c)作为检测人体间日疟的替代抗原,用间接荧光抗体试验(Indirect luorescent antibody test, IFAT)在间日疟流行地区的人群中,进行疟疾血清学调查,其特异性与敏感性均较高,且节约人力、物力、财力[1].1987~1998年,作者以IFAT对当地人群(包括15岁以下儿童)和外来人口进行疟疾监测,以期说明应用IFAT的效果,并以此推算人群中的疟疾年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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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虫卵形成的生理研究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特别规划要求防治的6大热带病之一, 其流行地区广泛, 全世界约有2亿血吸虫病病人.血吸虫虫卵是血吸虫病病理损伤的主要因素, 随着对血吸虫病研究的深入, 血吸虫生殖生理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在所涉及的100多类(>10 000种)复殖目吸虫中, 只有裂体吸虫(约100种)是雌雄异体[1].血吸虫在生长发育方面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从生殖生理方面探索其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一系列生理机制对于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使从基因水平研究虫卵生理机制成为可能.现对血吸虫虫卵形成的生理机制研究加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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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丘陵一起鼠疫动物病流行分析
1994年10月至1995年11月,察哈尔丘陵发生鼠疫动物病流行,流行地区涉及2省(区)6县(旗)48个村,总面积3 300km2.流行期间共分离鼠疫菌300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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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菌病的疫苗研究现状
布鲁菌病( Brucellosis)是由布鲁菌属( Brucella spp.)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的常见传染病。依据其主要宿主,布鲁菌可至少分为10种,其中羊种、牛种和猪种是常见的导致动物感染和临床感染的布鲁菌。全球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布鲁菌感染,其主要流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亚洲、地中海盆地等[1]。在我国,作为乙类传染病,其报告发病率近几年来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疫情主要分布在畜牧业较发达的北方地区,这对社会公共卫生产生了严重威胁。人感染布鲁菌主要是通过破损皮肤接触感染动物及其外排污染物、吸入含菌气溶胶、食入未灭菌奶制品等途径[2]。因此,人群中布鲁菌病的发生主要受该地区动物布鲁菌病疫情的影响。现在还没有获得国际公认的适合人预防布鲁菌病的疫苗,但我国有批准使用的皮上划痕人用布鲁菌活疫苗。为了消灭布鲁菌病,世界卫生组织在1998年提出了三方面工作重点,阻断动物间传播,对无布鲁菌病的畜群和地区持续监测;诊断、扑杀受感染动物,建立无布鲁菌病的畜群和地区;给动物接种免疫,以减少流行[3]。在这一指导原则下,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德国、荷兰等已经消灭了动物布鲁菌病[4]。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原因,主要依赖疫苗接种来控制动物布鲁菌病。实践证明,依靠现有疫苗可以有效减少动物布鲁菌病流行,但尚不能达到消灭布鲁菌病的目标。我国布鲁菌病人间疫情出现反弹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测、净化工作滞后于畜牧养殖的发展。这一方面说明了综合各项措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疫苗研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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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戊型肝炎流行病学新特点分析
戊型肝炎是由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引起的急性自限性病毒性肝炎.我国曾属于戊型肝炎地方性流行地区,1986-1989年新疆南部地区曾爆发世界上大规模的戊型肝炎疫情,119280人发病,707例患者死亡[1].近年来,随着我国饮水设施和卫生环境的改善,戊型肝炎流行状况得到一定控制.但散发病例仍常年不断,并时有小规模戊型肝炎聚集爆发的报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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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地区返乡民工监测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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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籍输入性基孔肯雅热一例的实验室诊断
基孔肯雅热是由基孔肯雅病毒引起,经伊蚊叮咬传播,以发热、关节疼痛、皮疹和轻度出血为主要特征的病毒性急性传染病.基孔肯雅病毒是单股RNA病毒,属于披膜病毒科甲病毒属.1952年研究人员发现基孔肯雅热在坦桑尼亚流行,并从严重关节炎患者血液中分离出基孔肯雅病毒.1956年,Ross[1]从急性期患者的血液及野外捕获的埃及伊蚊体内分离出基孔肯雅病毒.近年来,本病在东非海岸、印度洋岛屿、印度及东南亚地区流行,导致超过200 万人感染发病,且流行地区不断扩大,发病人数不断上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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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的防治水平
我国属乙型肝炎高地方性流行地区,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虽然近年来由于实施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计划免疫,儿童的HBV感染率有明显下降,但全人群HBV感染率仍处于高水平.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血样检测结果表明,我国一般人群中HBsAg流行率仍高达9.09%,据此推算,我国现有的慢性HBV感染者约1.2亿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约3000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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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出血热
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aemorrhagic fever,EHF)是由Ebola病毒(EBOV)引起的急性多器官出血性疾病,是动物疫源性传染病,病死率高达80%左右(50%~100%).埃博拉出血热在中非已流行了几个世纪,以前一直未引起注意,直到1976年在扎伊尔北部埃博拉河畔的一所村庄里,数百人神秘的死去,才引起外界的重视,比利时Pattyn教授和英国Bovone教授从流行地区的患者体内分离出一种新的丝状病毒(filovirus),故以埃博拉病毒命名.迄今为止已多次在中非发生大的流行.该病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和多器官出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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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相关性胰腺疾病
文献报道,多种人体寄生虫能移行进入胆胰管,引起胆胰管上皮病变,影响或阻塞胆胰液流出,致急性或慢性炎症.寄生虫性胰腺疾病的发生有明显的地域性,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多见,在落后和发展中国家的寄生虫流行地区则有较高的发病率.蛔虫或华支睾吸虫感染相关胰腺疾病以急性胰腺炎为主,而肝片吸虫、蓝氏贾第鞭毛虫、肝包虫等引起的胰腺疾病则分别表现为胰腺炎、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和胰腺囊肿.上述疾病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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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农村以社区为基础的耐多药结核病治疗模式
背景和目的: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处于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和结核病双重感染的流行地区.传统的耐多药结核病(MDR-TB)集中住院治疗模式(简称住院模式)增加了院内感染的危险性,也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沉重负担.因此,迫切需要推广和评价以社区为基础的MDR-TB治疗模式(简称社区模式),社区模式是患者在得到耐药培养结果后住院治疗4周,如无并发症则继续在离家近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进行直接面视下的督导化疗,每个月到医院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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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载量与肝细胞癌发生的关系
根据WHO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55万人死于肝细胞癌(HCC).有资料表明,HCC的发病率与HBV的流行状态相关.在东南亚及非洲撒哈拉地区HBV感染率为5%~20%或更高,被称为高流行区,这些地区60%~90%HCC患者可检出HBV血清标志,也就是说有HBV感染背景.我国在HBV高流行地区,HBV感染者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我国HCC的主要病因为HBV感染,我国肝癌患者的HBsAg阳性率为63.2%,而抗-HCV仅为11.2%[1].肝癌在我国恶性肿瘤病死率中居第2位[2].慢性HBV感染与HCC发病之间的关系不仅非常显著,而且有高度特异性,在HBV携带者中未见其他类型癌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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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慢性乙型肝炎长期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研究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呈世界性流行.全球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者约为4亿人,我国是HBV感染的高流行地区,根据2002年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HBsAg流行率为9.09%[1],约1.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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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诊断标准和诊疗方案(试行)(案语)
儿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诊断标准(试行)一、诊断条例1.流行病学史:(1)与发病者有密切接触史或来自发病区域者;属于群体发病者之一;有明确的传染他人的证据者.(密切接触者指2周内与SARS患者共同生活、学习、玩耍,或接触过SARS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者).(2)发病前2周内曾到过或居住于SARS流行地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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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的流行病学与普查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引起几乎100万人死亡[1]。近几年来,HCC的流行病学与筛选检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从而可能较早期地诊断和治疗HCC。本文复习HCC的流行病学和普查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流行病学的进展 (一)发生率和流行由于世界不同地区流行的危险因素不同,因而HCC的地理分布不均匀[1-3]。在亚洲、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HCC是常见的肿瘤之一。在美国每年诊断约有6000例新病例[4]。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主要是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中国东南和台湾,HCC发生率高,每年每100000人口超过30例。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HCC发病率高,达每年每10万人口15例;而其余发达国家发病率居中(南欧为5~10/100000/年)和低(北欧和美国<5/100000/年)(表1)[1-3]。近10年来,HCC的发病率在几个国家似乎已发生改变。这种现象是由于诊断工具的有效性改善,还是危险因素的改变所导致的真正发病率增加尚有争议。日本的资料表明,HCC发病率的逐渐增高可能是由于普通人群中丙肝病毒(HCV)感染的流行增加[5,6]。 (二)HCC的危险因素 HCC通常在慢性肝炎的背景上发生,大多数病例既有恶性肿瘤本身又有肝硬化,后者通常是慢性肝炎的结果。虽然慢性肝炎的致病学不同,但形态学过程和结局十分相似:坏死、纤维化、再生,并常常出现门脉高压和/或肝衰[5,7,8]。因而HCC,就象静脉曲张出血、肝性脑病和腹水那样,是肝硬化的一种可能并发症[9]。流行病学研究表明,HCC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年龄、性别以及任何病因导致的肝硬化,但HCC主要由于酗酒和/或乙肝病毒(HBV)或HCV的慢性感染。HBV和HCV感染在肝细胞癌发生上的有关作用,因人群不同而不同(表2)[10]。HBV和HCV两者在HCC的致病学上起协同作用[10]。1.年龄和性别与年龄的关系可能反映了危险因素(HCV或HBV)的获得与癌发生之间的时间滞差(间隔)。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HBV流行地区,如非洲的莫桑比克或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HBV垂直传播发生高,因而,HCC发生在年青人。至于性别,全世界范围内HCC的发生以男性占优势,男∶女之比约4∶1。 2.肝硬化肝硬化是与HCC有关的重要的危险因素[8,11]。在西班牙HCC以肝硬化为基础的病例占80%以上。在肝硬化病人中HCC的年发生率为3%~5%[12,13]。巴塞罗那的资料表明,经详细检查,5%的代偿性肝硬化诊断为HCC;当检查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的病人,这个百分比上升到15%;当检查发生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肝硬化病人时,其中20%为HCC。此外,在日本、意大利和美国尸检研究表明,在肝硬化病人中HCC 的发生率为20%~80%[5,6]。 3.乙肝病毒 HBV是HCC的一个重要致癌因素[5]。在HBV感染高流行地区HCC发生率高,表明了HBV与HCC之间的联系。此外,随访研究表明,在HBV携带者中发生HCC的危险明显增高,在慢性肝病患者中则更高,而在无慢性肝损害的健康携带者中,这种危险没那么高[8]。HBV的肿瘤基因机制被认为是基于基因损害,这种损害与慢性炎症和HBV的DNA 整合到宿主基因组有关[5]。 4.丙肝病毒流行病学研究表明,HCV与HCC的发生有关[14]。在HCC病人中抗HCV抗体的阳性率,在南欧和日本为70%~80%,在中国和南非约30%。约20%的HCC病人同时存在慢性HCV感染和HBC感染或酗酒,可能在HCC的发生上有互相作用[10]。虽然慢性HCV感染病人发生HCC的危险增加,但没有HCV肿瘤基因直接作用的证据,因而认为HCV可能通过诱导慢性炎症坏死性肝活动的肝硬化,来促进HCC的发生。HCC很少在HCV阳性的正常肝脏发生,而大多数病例在与HCV有关的肝硬化情况下发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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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西地区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及趋势分析
重庆市渝西地区为艾滋病低流行地区,但近年来感染病例呈快速增长趋势.为了解渝西地区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分析流行趋势,为制定更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参考资料,对近几年渝西地区艾滋病病毒(HIV)抗体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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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孤儿的现状及应对
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艾滋病(AIDS)的流行已经对儿童生存、保护、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本身感染AIDS病毒(HIV)而患病或死亡;(2)因AIDS丧失父母而沦为孤儿,生长发育、健康、教育和人身安全方面受到很大的威胁;(3)来自AIDS家庭或AIDS高流行地区而受到歧视和排斥.同时,由于AIDS的流行影响了整个社区、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稳定,从而破坏了儿童的整个生存条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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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的现状和问题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全球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约为3.5亿人,我国是HBV感染的高流行地区,近,根据2002年的全国HBV感染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HBsAg流行率为9.09%[1],约1.2亿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病人约为2000万~3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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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变异与肝细胞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肝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原因,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85%~90%[1].每年全球新确诊的HCC病例为500000~1000000例,其中将近80%的病例出现在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流行地区,如东亚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而我国占据了其中的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