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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肺透明膜病患儿表面活性蛋白及甲状腺转录因子的表达及其临床价值
目的:分析新生肺透明膜病患儿表面活性蛋白B及甲状腺转录因子的表达,研究其临床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新生肺透明膜病患儿57例,按尸检档案分为膜病组35例,对照组22例,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用SP法.检测表明活性蛋白及甲状腺转录因子在肺泡及呼吸性支气管中的分布及表达意义.结果:对照组中较之病膜组肺泡腔内出现较少的红染物质、且肺泡腔较大、具有明显的扩张,边缘仅有少许的腺样肺泡,上皮细胞整齐排列于支气管中;膜病组中,少量的肺泡表达且分散.呼吸性支气管上皮表达较为密集,而对照组较观察组分布相对均匀.膜病组中,上皮表达较少,腺样肺泡表达显著.且具有较多的肺泡边缘扩张,上皮着色显著于呼吸性支气管中.且为串珠状排列;比较两组的光密度值:膜病组患者表面活性蛋白B在肺泡细胞上皮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为0.26±0.1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0.36±0.16(t=2.297,P<0.05);在呼吸性支气管上皮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为0.24±0.09,显著低于对照组的0.33±0.1(t=3.521,P<0.05).甲状腺转录因子在肺泡细胞上皮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为0.35±0.12(t=3.521,P<0.05),低于对照组的0.39±0.2,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309,P<0.05);在呼吸性支气管上皮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为0.35±0.1,显著低于对照组的0.4±0.17(t=2.521,P<0.05).结论:发表面活性蛋白B表达减少与新生儿肺透明膜病密切相关,且发表面活性蛋白B的减少与甲状腺转录因子的低表达有关.激活甲状腺转录因子与促进肺表面活性物质B可进一步通过临床的诊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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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在甲状腺良恶性病变中的表达
[目的]探讨甲状腺转录因子( TTF_1)在甲状腺常见良恶性病变中的表达情况,并与甲状腺球蛋白 (TG)和降钙素 (CT)进行比较. [方法 ]采用 Envision 二步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法分别检测 TTF 1和 TG在 45例常见的甲状腺良性病变和 65例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其中 10例甲状腺髓样癌加做 CT检测. [结果 ]TTF 1为核阳性, TG和 CT为胞浆阳性.甲状腺滤泡细胞起源的良性病变 TTF 1和 TG阳性率均为 100.0%( 45/45);而相应的恶性肿瘤 TTF 1和 TG的阳性率分别为 89.1%( 49/55)和 85.5%( 47/55).起源于甲状腺滤泡旁 C细胞的髓样癌 TTF 1阳性率为 70.0%( 7/10), CT和 TG阳性率分别为 100.0%( 10/10)和 0( 0/10). [结论 ]TTF 1在甲状腺常见良恶性病变中阳性率高,因其特异地表达在细胞核,是一种很好的甲状腺滤泡细胞和滤泡旁 C细胞特异性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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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中SP-B、TTF-1与Ki-67表达的研究
目的:探讨表面活性蛋白B(SP-B)、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及核增殖抗原Ki-67在儿童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采用EliVision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52例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作为病例组,9例儿童正常肺组织作为对照组,检测SP-B、TTF-1、Ki-67在肺泡、呼吸性细支气管及囊壁组织中的表达与分布.结果:SP-B与TTF-1在正常肺组织及病例组中的表达部位、强度较一致,而在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不同组织亚型中表达强度明显不同.Ki-67在正常肺组织表达为阴性,在病例组中明显增加(P<0.01),而在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不同组织类型中的表达强度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SP-B、TTF-1的表达与儿童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的组织分型密切相关,对了解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的组织发生具有重要意义;Ki-67与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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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Ⅱ型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的临床表现、病理分型、预后及其发病相关因素.方法:结合临床资料,通过尸体解剖,观察肺脏的大体及镜下形态学改变,并采用免疫组化EnVision二步法检测病变肺组织内细胞角蛋白7(CK7)、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 -1)的表达情况并文献复习.结果:肺体积明显增大,切面密布大小不等的囊腔.镜下大囊肿内衬单层柱状纤毛上皮或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小囊肿内衬单层立方上皮,大量增生的小囊肿形成腺瘤样结构.囊腔之间可见相对正常的肺小叶.囊壁内衬上皮细胞CK7 (+).囊壁的部分柱状上皮、立方上皮细胞TTF-1(+).结论: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的预后与其病理分型有关,CK7的表达、TTF1的部分表达可作为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Ⅱ型的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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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肌病样皮肌炎为首发表现的肺癌1例
患者女，58岁，农民。因“反复皮疹、水肿3月余”于2014年1月18日入院。入院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全身出现紫癜样皮疹，颜面及眶周水肿，双侧肘、膝、踝关节肿痛，双侧肘、肩、膝关节屈曲无力，伴双手针刺样疼痛。于外院行抗过敏治疗后皮疹消退，但颜面及眶周水肿、关节肿痛、双手刺痛无明显好转。半个月前患者至我院门诊，拟“皮疹待查：接触性皮炎首先考虑”收住入院。入院查体：体温37.5℃，脉搏104次/min，呼吸21次/min，血压129/72 mmHg，颊部、上睑有暗红色皮疹印迹，颜面部及四肢稍有凹陷性浮肿，眶周水肿，双手指端皮肤皲裂，掌指关节、近端指间关节遗留白色萎缩性斑块（见图1）。既往史、个人史无殊。入院后检查：血常规正常，C反应蛋白10.8 mg/L，ESR 72mm/h， IgG 1990mg/dl，EB病毒核抗原、衣壳抗原IgG抗体阳性，肌酸激酶（CK）125U/L， LDH 454U/L，AST 53U/L，ALT 49U/L，抗核抗体系列抗核抗体（ANA）阴性，抗双链DNA阴性，抗JO-1抗体阴性，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胞质型（C-ANCA）阴性，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核周型（P-ANCA）阴性。肌电图：周围神经受损，未见明显肌源性改变。肿瘤标记物甲胎蛋白（AFP）1.3 ng/ml，癌胚抗原（CEA）34.1ng/ml，铁蛋白431.4 ng/ml，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3.5ng/ml，细胞角蛋白21-1片段11.4 ng/ml，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0.5 ng/ml。痰涂片未找到抗酸杆菌。胸部正位X线片示两肺支气管病变，右下肺占位，建议进一步检查。胸部CT检查提示两肺纹理增多增粗，右下肺外基底段可见团块影，边界不清，与胸膜粘连，直径约2.7cm，增强后可见不均匀强化；两肺可见散在斑片状高密度影，边缘模糊，增强后未见明显强化（见图2）。遂转入呼吸科，行支气管镜刷片：未见肿瘤细胞；肺泡灌洗液液基细胞学检查：未见肿瘤细胞。在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免疫组化提示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阳性，细胞角蛋白7（CK7）阳性，p63阴性，细胞增殖指数Ki-67（65%)，细胞角蛋白5/6（CK5/6）阴性，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lung）阴性，天冬氨酸蛋白酶 A （Napsin A）阳性。全身骨显像：骨骼未见明显骨质代谢异常。头颅MRI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征象。诊断：（1）肺癌（右侧，腺癌；T1bN2M0，ⅢA期）；（2）无肌病性皮肌炎。胸外科会诊后考虑患者右肺癌明确，伴隆突下巨大淋巴结，手术根治可能性小，且两肺多发炎症改变，建议先行化疗，待化疗后再评估能否手术。遂行GP方案化疗，具体为吉西他滨1600mg静脉滴注d1、d8，顺铂30mg静脉滴注d1~d3，出院后患者于当地医院随访治疗，目前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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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EGFR与TTF-1表达及与患者预后关系的研究
目的 探索NSCLC患者TTF-1与EGFR突变表达情况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 共收集2011.1-2014.12我科NSCLC患者240例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TTF-1表达,采用PCR扩增直接测序法检测EGFR突变,采用x2检验研究EGFR突变与TTF-1阳性表达的相关性,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总生存期(OS)与TTF-1及EGFR突变的关系,绘制出生存曲线,P<0.05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结果 TTF-1阳性与患者性别,吸烟指数,病理分型,TNM分期,EGFR突变及PS评分有明显相关性,TTF-1阳性、EGFR突变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生存曲线均无交叉,生存期有差别,尤其EGFR突变中21外显子阳性患者其生存期明显好(P<0.001).结论 TTF-1可作为NSCLC患者预测预后的一个独立指标,联合EGFR突变可以更好的预测预后,指导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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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化检测肺腺癌病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9、21和甲状腺转录因子-1与临床特征关系
目的 探索免疫组化法检测肺腺癌病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9、21(EGFR-19、21)突变和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取肺腺癌病人114例,通过免疫组化检测EGFR-19、21的突变和TTF-1的表达,分析EGFR-19、21突变、TTF-1表达与病人临床特征的关系.结果 EGFR-19在中-高分化的肺腺癌中阳性表达率较高,EGFR-21在中-高分化、不吸烟的肺腺癌中阳性表达率较高,TTF-1在女性、不吸烟的肺腺癌阳性表达率较高,TTF-1阳性的表达与EGFR-21突变具有相关性.结论 在肺腺癌病人中,对可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但却难以开展基因检测EGFR突变的地区,可将TTF-1表达阳性联合EGFR-21突变伴有不吸烟等临床特征,预测肺腺癌EGFR-21的突变情况,为可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肺腺癌病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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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1与 CEA 联合检测在胸腔积液诊断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甲状腺转录因子（TTF-1）与癌胚抗原（CEA）联合检测在胸腔积液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对240例胸腔积液患者行胸水 TTF-1和 CEA 检测，将其检测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TTF-1和 CEA 检测对胸腔积液良、恶性的诊断价值及诊断肺癌的价值。结果240例胸腔积液患者，胸水良性160例，恶性80例，其中肺癌68例、其他恶性肿瘤12例。CEA 检测对恶性肿瘤检测的灵敏度为100．00％，特异度为95．00％；TTF-1检测对恶性肿瘤检测的灵敏度为75．00％，特异度为92．50％。TTF-1对肺癌判断的灵敏度为86．76％，特异度为91．67％。结论胸水 CEA 检测有助于诊断胸腔积液是否为恶性，TTF-1检测有助于诊断恶性胸腔积液是否为肺癌，两者联合检测可为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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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TTF-1、MIP-1α水平与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的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TTF-1、MIP-1α在PTMC诊断中的临床价值,为临床PTMC的诊断提供新途径.方法 选择PTC患者42例、PTMC患者45例及TD患者40例做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病理确诊.所有患者经病理确诊并入组后,取空腹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TTF-1、MIP-1α水平.比较三组患者血清TTF-1、MIP-1α结果差异.结合病理诊断结果,将三组患者的血清TTF-1、MIP-1α水平分别制作ROC曲线,确定三组患者血清TTF-1、MIP-1α的临界限值.根据血清TTF-1、MIP-1α的临界限值,采用不同的组合(血清TTF-1、MIP-1α、血清TTF-1+MIP-1α)对所有患者分别做出PTC、PTMC、TC的诊断结果,计算血清TTF-1、MIP-1α、血清TTF-1+MIP-1α诊断PTMC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并比较不同方案的诊断价值.结果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TC组患者血清TTF-1、MIP-1α水平均明显高于PTMC和TD患者(P<0.05),PTMC组患者血清TTF-1、MIP-1α水平均高于TD组患者(P<0.05).血清TTF-1指标的ROC曲线左侧拐点为(4.3 μg/L),血清MIP-1αROC曲线左侧拐点为(55.6 ng/L).血清TTF-1+MIP-1α诊断PTMC的灵敏度、特异度均明显高于单纯的血清TTF-1、MIP-1α.结论 血清TTF-1、MIP-1α与甲状腺癌变程度关系密切,血清TTF-1联合MIP-1α诊断PTMC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避免了高频超声诊断的设备和操作人员的经验限制,诊断PTMC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 甲状腺转录因子 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 诊断价值 -
TTF-1和SPA表达对早期肺腺癌术后复发预测及预后的判断价值
目的 研究术后肺腺癌患者组织中TTF-1和SPA的蛋白表达对其复发的预测价值及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集行手术切除的Ⅰ～Ⅲ期肺腺癌患者112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组织中TTF-1以及SPA的表达.结果 68例患者出现复发,TTF-1阳性和阴性表达患者中位DFS分别为41个月和9个月(P =0.013),中位OS分别为65.0和23.0个月(P=0.037),SPA阳性与阴性表达患者中位DFS分别为59.0个月和15.0个月(P=0.018),中位OS分别为68.0个月和35.0个月(P =0.058).结论 早期肺腺癌术后组织中TTF-1和SPA的表达是其复发的有效预测指标,TTF-1阳性表达预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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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以下肺神经内分泌癌1例报告
患者男,14岁,学生.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高体温39.8℃,伴畏寒及寒战;伴咳嗽,阵发性发作,以干咳为主,有时咳黏痰,痰中带血;胸部刺痛,主要位于右胸下部,不向其他部位放射,咳嗽及深呼吸时疼痛加重,伴有全身乏力、纳差、活动后气促,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心悸、盗汗等其他不适.既往体质一般,有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病史,无肿瘤家族病史.胸部CT检查显示,右中叶支气管开口占位并钙化,右下叶萎缩肺不张.支气管镜检查显示,右侧支气管干新生物伴活动性出血.右肺中间干纤维支气管活检,镜下观察见均匀一致的肿瘤细胞呈片状或巢团状排列,细胞体积较大,核圆、居中.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肿瘤细胞小细胞肺癌特性Ag、甲状腺转录因子阳性,Ki-67阳性细胞数＜5％+,突触素+,淋巴细胞特异性蛋白酷氨酸激酶+,嗜铬粒蛋白A+.病理诊断:神经内分泌肿瘤,部分区域呈小细胞癌图像,待手术大标本进一步确诊排除其他.行肺叶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右下肺边缘,为一边界清楚、质地中等的灰白色类圆形结节,肿块大小2.0cm×1.5 cm×2.0 cm.术后病理诊断:低度恶性神经内分泌肿瘤(类癌).随访5个月未见肿瘤复发及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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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1在喉癌及喉良性病变中的表达
目的 研究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在喉癌及喉良性病变中的表达,探讨TTF-1在喉癌发生发展中的意义.方法 采用EnVison方法检测喉癌及其癌旁组织各39例、声带小结13例及声带息肉17例中TTF-1的表达情况.结果 喉癌组TTF-1表达强阳性率(48.7%)与喉癌癌旁组织组(12.8%)和对照组(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喉癌T1N0M0-T1N1M0组TTF-1强阳性率(32.9%)与T2N1M0、T3N2M0组(55.6%、10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2N1M0组TTF-1强阳性率(55.6%)与T3N2M0组(10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TTF-1在喉癌中有表达,提示TTF-1可能参与了喉癌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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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本研究旨在观察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Ki-67、CD34的表达,分析TTF-1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及肿瘤的细胞增殖和微血管密度(MVD)之间的关系,探讨TTF-1在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价值及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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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洛替尼治疗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8外显子罕见突变有效1例
患者，男，51岁，因背部疼痛1年余，肺癌骨转移确诊1月余于2015年10月8日入住我院。2015年7月前开始出现颈项部僵硬及紧绷感，颈部活动明显受限，右侧为重，仍无四肢感觉或运动障碍，无烟酒史，至我院脊柱科就诊，入院查体：四肢痛触觉正常，肌力V级，腱反射（＋＋），病理征阴性。行颈椎正侧位提示“颈椎棘突多发骨质破坏”。2015年9月16日磁共振示寰椎后弓、C2～7双侧椎板及棘突呈膨胀性骨质破坏，C4～7椎体水平椎管右侧受累，多考虑为转移瘤可能；双侧颈部多发淋巴结影，多考虑为转移性，较大者为0.8 cm。2015年9月18日我院CT （图1）示：右肺上叶尖段结节影，大小约1.8 cm ×1.5 cm，并纵隔、右侧肺门多发淋巴结转移，较大者直径2.3 cm；双侧颈部及双侧锁骨上窝多发稍大淋巴结，较大者直径约0.8 cm。 C2～6椎体附件多发骨质破坏，考虑骨转移。于2015年9月18日脊柱外科在局麻下行经皮穿刺、C2棘突活检术，后送病理免疫组化：肌酸激酶（CK）（＋），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 NapsinA （＋）， CK5／6（－）， p63（－）， CK7（＋），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ALK－D5F3（－）（颈椎棘突灶）转移性低分化腺癌，免疫表型提示来源于肺。病理基因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基因18号外显子靶位突变，未发现存在EGFR基因19、20、21号外显子靶位。后入肿瘤科于2015年10月10日肿瘤标志物：CA24227.85 U／mL、CA19929.80 U／mL、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 TPS ）134.00 U／mL、癌胚抗原（CEA）4.08 ng／mL。2015年10月10日开始服用厄洛替尼（0.15 g，口服每日1次）分子靶向治疗，并输注伊班膦酸钠注射液4 mL 护骨治疗。2015年12月2日（厄洛替尼治疗50 d后）复查CT（图2）：对比前片（2015年9月16日）右肺上叶尖端可见结节状致密影，大小约7.46 mm ×6.4 mm，较前片体积明显缩小，纵隔内气管气管隆突上方，主肺动脉窗内见多发小淋巴结显示，大直径约8.34 mm，较前片比较，体积减少，双侧锁骨见多发淋巴结影，较大者直径约0.8 cm；C2～6椎体附件多发骨质破坏，考虑骨转移，较前相仿。复查肿瘤标志物：CA2427.4 U／mL、CA19919.90 U／mL、TPS 34.50 U／mL、CEA 2.10 ng／mL。继续厄洛替尼治疗，定期护骨治疗。2016年1月25日（厄洛替尼治疗100 d后）复查胸部CT（图3）：对比前片（2015年12月2日）右肺上叶尖段可见结节状致密影，大小约7.5 mm ×6.4 mm，大致同前，纵隔内气管气管隆突上方，主肺动脉窗内见多发小淋巴结显示，大直径约8.34 mm，较前片比较，体积减少，双侧锁骨见多发淋巴结影，较大者直径约0.8 cm；C2～6椎体附件多发骨质破坏，考虑骨转移，较前相仿。复查肿瘤标志物示：CA2424.9 U／mL、CA19917.50 U／mL、TPS 102.3 U／mL、CEA 1.04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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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1作为肺肿瘤标记物的应用价值
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 1, TTF-1),是在胚胎期和发育成熟的甲状腺、肺上皮细胞中表达的一种38 kd的转录因子.TTF-1在细胞中具有DNA结合和转录活化功能,其在胚胎发育和甲状腺、肺及脑等的分化及组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TTF-1在肺肿瘤中表达的研究,目前国内还鲜有报道.本文就TTF-1的生物学特征及在肺肿瘤表达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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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腺癌组织中TTF-1和SPA的表达对EGFR突变的临床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肺腺癌组织中甲状腺转录因子(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和表面活性物质A(surfactant protein-A,SPA)的表达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状态的临床预测价值.方法 收集2005年1月至2011年11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行EGFR突变检测的肺腺癌患者235例,其中能找到石蜡组织共120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组织中的TTF-1和SPA的表达.分析TTF-1和SPA的表达与EGFR突变状态、临床特征的关系.结果 入组患者的EGFR突变率为43.8％(103/235)；其中的120例患者中有50例发生EGFR突变；TTF-1阳性表达多见于女性(P =0.029)、不吸烟(P=0.025)和Ⅰ～Ⅱ期(P =0.044)患者；EGFR突变多发生于TTF-1或者SPA(P＝0.043)阳性表达患者,TTF-1阴性表达时EGFR很少发生突变(P=0.004),TTF-1对EGFR突变状态的阴性预测价值高达92.6％;TTF-1表达与SPA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380,P=0.005).结论 肺腺癌组织中TTF-1和SPA的表达情况能预测EGFR突变状态,TTF-1或者SPA阴性表达患者很少发生EGFR突变；TTF-1和SPA的表达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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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在宣威肺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背景与目的 通过检测宣威肺腺癌细胞株(XWLC-05)中甲状腺转录因子(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 1,TTF-1) mRNA和蛋白表达及宣威肺腺癌标本组织TTF-1和Ki-67蛋白的表达,分析宣威肺腺癌中TTF-1与Ki-67表达相关性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利用qRT-PCR方法检测XWLC-05中TTF-1 mRNA和免疫组化分析TTF-1及Ki-67蛋白表达.同时收集2008年1月-2012年3月96例手术后宣威肺腺癌组织标本,免疫组化检测TTF-1及Ki-67的蛋白表达.结果 XWLC-05中TTF-1 mRNA低表达,免疫组化TTF-1表达阴性,Ki-67 100％表达.96例肺癌患者TNM分期Ⅰ期-Ⅱ期66％(63/96)、Ⅲ期34％(33/96),TTF-1蛋白表达率93％(89/96),Ki-67为70％ (67/96),其中高分化腺癌TTF-1阳性表达率98％ (31/39),中低分化腺癌89％ (51/57).TTF-1阳性表达随着分化程度的增加而增高(P=0.002),与Ki-67的表达负相关(p=0.01),与性别、年龄、吸烟史及分期无关.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与分期、TTF-1及Ki-67表达强度有关,Ⅰ期-Ⅱ期PFS高于Ⅲ期(46个月 vs 32个月,P=0.001),TTF-1强阳性高于弱阳性和阴性组(45个月vs 35个月,P=0.036),Ki-67弱阳性和阴性高于强阳性组(46个月 vs 40个月,P=0.048).结论 TTF-1在肺腺癌中可能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基于它能抑制Ki-67的表达,并且可作为宣威肺腺癌好的预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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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1启动子调控microRNA-7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目的 构建甲状腺转录因子(TTF-1)启动子调控miR-7表达的真核表达载体,并观察其表达miR-7对人肺癌细胞体外生长的影响.方法 抽提人肺癌95D细胞基因组DNA,PCR分别扩增TTF-1启动子序列(promoter)和miR-7前体序列,纯化产物分别经Kpn Ⅰ/Mul Ⅰ双酶切和Mul Ⅰ/HindⅢ双酶切,克隆入PGL3-basic-载体,构建pGL3-basic-TTF-1-promoter-miR-7真核表达载体(命名为p-T-miR-7);将p-T-miR-7真核载体体外瞬时转染人肺癌95D细胞,Real-time PCR探针法检测细胞中miR-7的表达水平;CCK-8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划痕实验检测转染后细胞的体外迁移情况.结果 经酶切和测序鉴定成功构建TTF-1启动子调控的miR-7真核表达载体p-T-miR-7;转染后72 h,与对照相比,p-T-miR-7转染组中miR-7的表达水平增加约2.5倍(P＜0.05);CCK-8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显示,p-T-miR-7转染组中95D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下降(P＜0.05);划痕实验进一步显示,细胞的体外迁移能力也显著削弱(P＜0.05).结论 成功构建TTF-1启动子调控的miR-7真核表达载体,这为后续肺癌基因治疗策略开发提供重要前期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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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1在肺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支气管肺癌是常见的呼吸系统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据WHO1999年报道:肺癌居癌症死因的首位[1].由于绝大多数肺癌临床确诊时已是中晚期,因此,肺癌的早期诊断是决定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新的肿瘤标志物,在肺癌特别是腺癌的表达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检测TTF-1可有效地提高肺癌的诊断率特别是鉴别肺癌是否为原发性的,并可判断肺癌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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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与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受体的关系研究
乳腺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尽管其发病机制复杂，但激素与受体激活是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而影响激素如何激活或者抑制受体的转录和活性，是肿瘤机制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三碘甲腺原氨酸（3，5，3'-tri-iodothyronine，T3)抑制细胞周期蛋白D1和T1基因表达，调节乳腺上皮细胞细胞周期的进程进而降低乳腺上皮细胞的增殖[1]。甲状腺激素可能通过允许作用对雌激素等产生影响[2]。Dinda等研究T47-D细胞系（表达较多雌激素受体）发现，T3影响其生长及增殖周期，提升 p53基因水平，促进 pRb蛋白磷酸化，且过程与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交叉调节T47-D细的分化与增殖。有学者研究T3和雌二醇（E2）对人乳腺癌细胞株（MCF-7，T47-D）作用时发现，ER 拮抗剂抑制-tamoxifen抑制T3和 E2依赖的细胞增殖作用，T3协同增强E2对T47-D细胞株的增殖作用，还促进雌激素-雌激素受体所介导的基因表达，但这种效果较 E2作用较轻，这些研究证明T3协同E2促进乳腺癌细胞增殖，还增强 E2的促细胞分裂作用[3]。肿瘤易感基因101（TSG101）（与酵母菌 vps23基因同源的哺乳动物基因），负责细胞内蛋白质的分选、囊泡的运输、保持基因组的稳定性，在乳腺癌、甲状腺癌组织[4]中均存在过表达。TSG101的上游调控元件存在甲状腺转录因子2（TIF-2）和甲状腺激素受体结合位点，在转化原发性肿瘤细胞中，甲状腺激素可能差异参与对TSG101启动子活性的差异性调节过程，进一步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5]，这些提示乳腺癌的发展受甲状腺激素的调节。但是甲状腺激素对乳腺癌产生影响的途经尚不十分清楚，且乳腺癌组织中是否有甲状腺激素受体的表达尚无较为明确的报道，但有研究对70例散发乳腺癌患者甲状腺激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R）表达和突变情况进行研究，未发现乳腺癌组织中TR的表达，但在一些病例中，如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继发性乳腺癌患者，进行 RNA和蛋白质水平的检测，发现 TRα和TRβ基因表达情况发生了特异性的改变[6]，因此可以认为甲状腺受体的变化可能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