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중화기관이식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0.57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254-1785
- 国内刊号： 42-1203/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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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肝移植受者术后造成机械通气时间延长(PMV)的危险因素.方法 共117例受者被纳入研究,回顾性分析这1 17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是否大于24 h,将受者分为PMV组和对照组.以两组受者间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基本资料和常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指标作为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指标,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指标再进行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42例受者术后发生PMV,发生率为35.9％(42/117).对照组重症监护时间为(1.60±1.17)d,明显短于PMV组的(9.35±10.61)d(P＜0.05).共对两组受者间66项指标进行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49项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2);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糖、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MELD)、术中失血量、术后24 h内的天冬氨酸转氨酶等指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术前高血糖、高MELD评分、术中大量失血、术后高天冬氨酸转氨酶水平是导致术后出现PMV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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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过客淋巴细胞综合征致重度溶血性贫血一例
目的 回顾1例肾移植术后由过客淋巴细胞综合征(PLS)导致的重度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的病例资料.方法 患者为男性,31岁,肾移植术后由于PLS继发AIHA发生严重贫血,直接抗球蛋白实验阳性、网织红细胞明显增高得以确诊.经输血、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治疗后贫血明显改善,临床痊愈.结果 PLS是一个非常少见但是很重要的引起肾移植后AIHA的病因,常发生于A型受者接受O型供肾的情况下,确诊依靠溶血时在受者血清检出抗受者红细胞的抗体.结论 肾移植后出现不明原因贫血应考虑PLS引起AIHA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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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合并糖尿病的长期疗效分析
目的 探讨改良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合并糖尿病的临床长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19例改良上腹部多器官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19例受者的原发病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9例,肝细胞癌7例,以及胆管细胞癌、酒精性肝硬化和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各1例,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2例、B级13例及C级4例,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为(8.2±4.6)分;所有受者均合并有2型糖尿病,糖尿病病程为(4.0±3.6)年,均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术前糖化血红蛋白(HbA1 c)为(7.9±1.7)％,C肽为(0.68±0.40) nmol/L.术中予保留受者胰腺和全消化道,行单纯肝脏切除后,进行上腹部多器官(包括肝、胰、十二指肠降部和水平部)移植,使用供者髂内外动脉分叉部分将腹腔干和肠系膜上动脉修整为一个骼总动脉开口,通过该开口与受者肝总动脉行端端吻合.术后检测肝肾功能、血糖、C肽等指标,监测感染、排斥反应、血管并发症及胆道并发症等发生情况.结果 术后对所有受者进行了(25.8±25.4)个月(1～96个月)的随访,其中18例于术后2周内停用胰岛素,空腹及餐后血糖恢复至基本正常水平,术后3个月HbA1c为(5.0±0.3)％,较术前明显改善(P＜0.05);术后3个月C肽为(1.20±0.78) nmol/L,较术前显著升高(P＜0.05);1例于术后1.5个月复查时仍使用胰岛素24 U/d控制血糖.术后1周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及胆红素总量等肝功能指标趋于正常水平.随访过程中共有3例死亡,1例术后1个月时死于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术后12.5个月死于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1例术后26个月死于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急性排斥后继发的消化道穿孔及腹膜炎;随访中未发现胆道并发症.术后1、3、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4.7％、76.0％和76.0％.结论 保留受者胰腺的改良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合并糖尿病一项安全、有效的移植术式,移植胰腺内分泌功能稳定,受者可获得良好的长期存活及满意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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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2DS4基因及其变异体KIR1D对全相合HSCT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影响
目的 探讨KIR2DS4基因及其变异体KIR1D在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2005年10月至2014年4月行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供、受者267对,检测移植前供、受者的KIR基因型,移植后每周监测受者外周血中的CMV PP65.在供者为AA单体型的受者中分析KIR2DS4及其变异体KIRlD与CMV感染的相关性.结果 AA单体型供受者中KIR2DS4及变异体KIR1D的频率分布无明显差异.AA单体型供受者中2DS4和KIR1D的分布比例为2∶1,KIR2DS4基因及变异体KIR1D对造血植入无影响.在165例供者为AA单体型的受者中,2DS4+ 1D-组CMV抗原血症发生率高于2DS4+ 1D+组(44.0％和19.0％,P=0.002),2DS4-1D+组CMV抗原血症发生率高于2DS4+ 1D+组(50％和19.0％,P=0.028),2DS4+1D-组与2DS4-D+组间CMV抗原血症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5).3组治疗后CMV抗原血症转阴的中位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KIR2DS4基因及其变异体KIR1D与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CMV感染的发生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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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评价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的研究
目的 探讨磁共振(MR)扩散张量成像(DTI)评价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的可行性.方法 选取51例肾移植术后1个月内的受者及26例健康志愿者,行肾脏斜冠状面3.0T MRDTI检查(扩散梯度方向6,b值为0、300 s/mm2).依据接受DTI MR检查当天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将所有受试者分为4组,(1)正常对照组(1组),为正常志愿者26例;(2)eGFR≥60ml·min-1 ·1.73 m-2组(2组),24例受者;(3)30 ml·min-1·1.73 m-2≤eGFR＜60 ml· min-1·1.73m-2组(3组),19例受者;(4) eGFR＜30 ml· min-1·1.73 m-2组(4组),8例受者.分别测量和计算各组肾脏皮髓质的ADC值和FA值,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分析移植肾皮髓质ADC值和FA值与eGFR间相关性.结果 各移植组受者间皮质FA值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均显著低于1组的皮质FA值(P＜0.01).随着eGFR的降低,各移植组髓质FA值、ADC值及皮质ADC值均呈递减趋势,且各组间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以髓质FA值的差异为显著.移植肾髓质FA值、ADC值及皮质ADC值与eGFR呈明显正相关(r值分别为0.812、0.756、0.757,P＜0.01).FA图和ADC图显示,3组与4组移植肾皮髓质分辨明显减低,扩散张量示踪图显示3组与4组移植肾髓质内纤维束样结构明显稀疏、减少,尤以4组为著.结论 DTI评价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的改变具有可行性,不仅能够定量,而且可以从形态学上有效鉴别处于不同功能状态的移植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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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ABL融合基因T315I突变的白血病行异基因HSCT的疗效及复发后的治疗分析
目的 分析BCR-ABL融合基因T315I突变的白血病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资料,探讨移植疗效及复发后的治疗.方法 观察10例伴T315I突变的费城染色体阳性(Ph+)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接受异基因HSCT后缓解率、复发率以及长期存活情况,分析这类受者的移植疗效.结果 10例受者中,男性6例,女性4例,中位年龄29岁(18～49岁),原发病为CML 3例及Ph+ ALL 7例.T315I突变前服用伊马替尼5例,尼洛替尼3例,以及达沙替尼2例;10例(100％)受者在移植后均获得骨髓缓解,缓解的中位时间为23 d(14～56)d.至随访截止,4例(40％)受者存活(包括1例CML和3例Ph+ ALL)存活,目前均处于完全缓解状态(CR),存活时间为75～741 d.余6例(60％)死亡,1例于移植后137 d死于消化道出血,2例于移植后53 d和617 d死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3例受者(包括1例CML和2例Ph+ALL受者)分别于移植后27、50和130 d出现白血病复发,其中2例在复发后5d和40 d死亡,1例复发后行化疗未缓解,于复发后97 d死亡.结论 伴T315I突变的Ph+ ALL和CML行异基因HSCT可以获得较高的缓解率,但同时存在较高的复发风险;白血病复发的受者可以进一步采取相关治疗争取延长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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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存活率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影响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90 d)存活率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49例接受肺移植治疗的男性IPF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早期生存情况,将49例患者分为死亡组和早期存活组.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术式(单肺或双肺移植、肺减容)、肺动脉压力、是否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结果 患者移植后早期存活率为81.6％(40/49),行双肺移植者的早期死亡率为24.0％(6/25),高于单肺移植者的12.5％(3/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统计学分析显示,术前合并肺动脉高压、双肺移植手术方式是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移植后早期存活率的危险因素,而年龄、供肺经过减容、术中ECMO支持并非影响移植术后早期存活率的危险因素.结论 术前合并肺动脉高压、双肺移植手术方式是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移植术后早期存活率的危险因素.术前需评估患者肺动脉压力,提高双肺移植术的患者选择标准以及术中对大小不匹配供肺进行合适的减容修饰,可帮助提高肺移植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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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脏与其他实体器官联合移植的现状
目的 分析总结我国心脏与其他实体器官联合移植的现状.方法 对中国心脏移植科学注册中心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00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我国共有8家医院的移植中心上报16例心肺联合移植,采用经典法、双腔静脉法或全心法心脏移植,体外循环时间(281.5±76.2)min,升主动脉阻断时间(164.2±81.9)min.术后院内死亡5例,11例存活出院,出院后死亡5例,其存活时间分别为1.5年2例,2年、3年和5年各1例;6例仍存活,存活时间分别＞2年者2例,＞3年者2例,＞8年者1例,＞11年者1例.2001年4月至2014年6月,我国共有7家医院的移植中心上报8例心肾联合移植,采用经典法或双腔静脉法心脏移植,体外循环时间(138.2±71.1)min,升主动脉阻断时间(67.0±44.6)min.供肾移植于髂窝.术后院内死亡4例,4例存活出院,出院后死亡1例,其存活时间为2年,另3例至今分别存活＞1年、＞2年和＞14年.心肝和心肝肾联合移植各1例,手术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和2007年9月,心肝联合移植者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院内死亡;心肝肾联合移植的受者存活出院,出院后1.5年死亡.结论 我国心脏与其他实体器官联合移植的例数不多,但单就受者的存活率来看,心肺联合移植的效果尚令人满意,除此之外的联合移植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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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与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生理指标的比较与分析
目的 对婴儿与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生理指标进行比较与分析,并探讨其各自的变化特点及相应的处理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42例亲属活体肝移植患儿围手术期资料,其中男性21例,女性21例;患儿年龄为2个月至14岁,体质量为3.3～45.0 kg.按手术时年龄是否满1周岁将所有患儿分为两组婴儿组(＜1岁,25例)和儿童组(1～16岁,17例).对患儿术前基本情况、术中手术情况、再灌注前后内环境变化、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住院时间、感染率、附加手术、严重并发症和存活率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术前儿童组儿童终末期肝病模型(PELD)评分或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12.4±10.6为,低于婴儿组的22.2±10.2(P＜0.05),儿童组既往手术率也低于婴儿组(P＜0.05),血肌酐及乳酸值显著升高,血红细胞压积降低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术中儿童组无肝期时间及冷缺血时间显著延长(P＜0.05),再灌注综合症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再灌注前后儿童组乳酸值均显著高于婴儿组(P＜0.05),与再灌注前比较,婴儿组乳酸显著升高,儿童组血糖显著升高(P＜0.05),再灌注后两组血钾浓度均显著降低,且婴儿组血钾浓度显著低于儿童组(P＜0.05);术后儿童组重症监护时间显著长于婴儿组,两组存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婴儿与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各阶段生理指标变化存在差异,并各具特点,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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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q结合的供者特异性抗体预测高致敏患者肾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目的 探讨术前C1q结合的供者特异性抗体(C1q+ DSA)预测高致敏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30例术前存在高致敏状态的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抗原磁珠法检测受者术前的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和C1q+ DSA,并分析术前DSA和C1q+ DSA与术后早期AMR的关系.结果 术前DSA阳性者22例,其中12例为C1q+ DSA,10例发生AMR(包括3例超急性排斥反应).术前DSA预测术后发生AMR的敏感性100％,特异性为40％,阳性预测值为45.5％,阴性预测值为100％;C1q+ DSA预测AMR的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90％,阳性预测值为83.3％,阴性预测值100％.与DSA预测AMR相比,C1q+ DSA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显著升高(P＜0.01,P＜0.05).结论 C1q+ DSA可以预测术后早期AMR的发生,术前区分补体结合的DSA和非补体结合的DSA,避开C1q阳性的抗HLA抗体能增加高致敏患者的移植机会,减少AMR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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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受者胰腺的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探讨保留受者胰腺的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 总结分析3例保留受者胰腺的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者的病例资料.例1原发病为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糖尿病,例2为酒精性肝硬化合并糖尿病,例3为乙型肝炎肝硬化糖尿病合并肾功能衰竭.结果 3例患者均实施了切除病肝和保留自体胰腺的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例3同时实施了肾移植.例1术后出现轻型胰腺炎,经引流后好转出院,术后第4年开始恢复使用胰岛素,用量较术前少,目前肝功能正常.例2术后出现肠吻合口漏,经保守治疗后好转,肝胰功能正常出院,术后19个月因急性排斥反应,应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出现肠穿孔继发腹膜炎而死亡.例3术后出现胰腺炎和胰周积液,引流后好转出院,术后1年恢复使用胰岛素,用量较术前少,目前肝、肾功能正常.结论 保留受者胰腺的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合并糖尿病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但是如何长期维持移植胰腺的内分泌功能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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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儿童肾移植一例
肺动脉高压是等待肾移植手术而维持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ESRD)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严重肺动脉高压虽非肾移植术的绝对手术禁忌证,但无疑是评估手术风险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相对成人而言,儿童肾移植的临床经验积累较少,包括手术时机的把握和围手术期的处理.我们于2012年8月施行伴有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儿童肾移植1例,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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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结核四例
我院的200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中,有4例并发结核,现分析报告如下.临床资料例1为男性,年龄为31岁,2007年4月,因弥漫大B淋巴细胞性淋巴瘤(Ⅳ期B组,第2次复发后)在我科接受同胞HLA全相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前影像学检查结果未提示结核.移植后12个月,受者因腹胀、发热、咳嗽和气促收入我科.体格检查:呈桶状胸,左侧语颤减弱,双肺呼吸音低,右肺闻及湿性哕音,腹部膨隆,有移动性浊音.红细胞沉降率为102mm/h.胸部B型超声检查提示双侧胸腔积液.床边胸片提示右肺渗出性病变并左侧胸腔积液,多次行胸水及腹水检查,均为血性渗出液,乳酸脱氢酶为4 793U/L,腺苷脱氨酶为107.5 U/L,抗酸杆菌涂片检查结果为阴性,使用环丙沙星、哌拉西林舒巴坦和氟康唑等进行抗细菌治疗和抗真菌治疗,但患者呼吸道症状及发热情况未得到控制,因呼吸衰竭及感染性休克而死亡.患者死亡9d后,胸水和腹水培养结果提示结核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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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移植肾尿路结石六例
移植肾尿路结石是肾移植术后的并发症,由于肾移植受者的病理生理特殊性及移植肾输尿管的异常解剖,临床治疗比较棘手.我中心自2009年4月至2013年8月收治了6例移植肾尿路结石受者,成功行微通道的经皮肾镜碎石术(PCNL),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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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成素及其受体在脑死亡供者肾损伤中的调节作用
脑死亡供者是现今国际上移植界所倡导的主要器官来源,但接受脑死亡供肾的患者出现移植后肾功能恢复延迟与慢性移植肾肾病的危险明显增高.脑死亡患者脑部发生炎症反应,内皮细胞功能紊乱,血脑屏障通透性升高,导致炎症介质入血,引起全身炎症反应.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s,Ang)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调节微血管通透性,它通过在维持血管内皮完整及稳定性上的关键作用,发挥其在移植物抗宿主反应中的重要作用.现就Ang及其受体与脑死亡肾损伤关系的问题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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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死亡捐献肝脏的质量评估与保护
目前扩大供肝来源的途径主要是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以及亲属活体捐献,其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公民在心脏死亡后进行的器官捐献,以往也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DCD供肝的大缺陷是心脏停搏对供肝造成的缺血再灌注损伤(IRI),严重影响移植肝功能恢复和受者预后.Jay等[1]分析比较了1996 2007年DCD(1 113例)与DBD(42 254例)来源肝移植受者的预后,结果显示,前者的存活率低于后者,3年存活率分别为71％和77％ (P＜0.01).但是,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却发现,在特定的供、受者影响因素下,DCD可达到和DBD相似的受者和移植物存活率[2].如何评估和保护供肝,改善供肝的质量已成为影响DCD肝移植预后的关键因素[3].本文对DCD供肝的危险因素、质量评估及供肝保护性研究做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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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的全程优化管理
成人心脏死亡器官捐赠(DCD)移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DCD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的发生率较高[1-2].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有学者报道,受者年龄＜60岁、HLA-DR错配数增加、冷缺血时间＞24 h、DGF以及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等是AR发生的危险因素,而AR显著降低DCD肾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因此,DCD移植后采取合理的免疫抑制全程管理方案是有效降低AR与DGF的发生,改善受者长期存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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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赠时代的腹部多器官移植
我国的器官移植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为代表的大器官移植受者存活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器官移植总数业已位居全球第二[1].但是作为移植的标志性技术的多器官移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器官来源的特殊性和器官质量的不确定性制约了该类技术的发展.随着我国器官捐赠工作的深入与常态化,相信多器官移植的春天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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