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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脱氧葡萄糖显像联合甲状腺球蛋白检测对甲状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临床价值
甲状腺癌是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外科手术后颈部再发肿物及淋巴结肿大是否为癌转移复发难以判定.本研究采用18F-脱氧葡萄糖(FDG)双探头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hPET/CT)显像联合血清甲状腺球蛋白(TG)检测甲状腺癌术后颈部再发肿块的患者36例,探讨其在甲状腺癌术后复发肿块的定性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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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G显像监测分化型甲状腺癌转移复发的价值
目的: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在我科接受过131I治疗的13位甲状腺癌患者的资料,探讨FDG显像在监测甲状腺癌转移、复发中的价值[1] .方法:(1)对象:接受131I治疗的13位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8例乳头型、4例滤泡型、1例滤泡乳头混合型),具有同期131I及FDG肿瘤显像,和血浆Tg,TSH水平测定结果.(2)显像方法:欲行甲状腺癌131I治疗的患者停服T4四周,治疗前测定血浆TSH和Tg水平.患者口服131I治疗后5～7天做全身平面显像和131I SPECT/CT局部断层显像.一周内行FDG显像.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分期及血浆TSH和Tg水平,对患者做出有无术后转移和复发的诊断.血浆Tg>10ng/ml做为肿瘤复发转移的诊断阈值.(3)131I影像学分期标准:根据图像显示的病灶摄取量、位置、数鼍及波及范围将病人分为4个期别:Ⅰ-壤取范同局限于甲状腺床;Ⅱ-甲状腺床+颈部淋巴结摄取或甲状腺床+纵隔淋巴结摄取;Ⅱ-颈部淋巴结或纵隔淋巴结摄取+肺摄取;Ⅳ-颈部淋巴结和纵隔淋巴结+肺部弥漫性摄取,或,颈部淋巴结和纵隔淋巴结+骨等其它脏器摄取.(4)统计学分析方法:SPSS软件包和EXCEL统计表,非参数秩合检验和相关性分析.结果:FDG显像的灵敏度为92%.与131I SPECT/CT显像的分期结果相比,13例甲状腺癌FDG显像中7例(7/13)的分期发生改变,其中6例影像学分期提高,1例分期降低.FDG显像结果与血浆Tg、TSH水平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两者没有显示明显的相关性.结论:对于分化型甲状腺癌,如果131I SPECT/CT显像阴性,血浆Teeg平升高,有必要进行行FDG显像,阳性FDG显像结果说明病灶肿瘤细胞出现去分化,应结合各项检查信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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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情绪——癌的"活化剂"
有关医学调查表明,癌症病人中约有66%患抑郁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强迫症.所以癌症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厌食症、疼痛,恶心、呕吐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高.精神崩溃导致1/4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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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伏毒”谈病证结合干预肿瘤转移复发
以传统中医“伏毒”理论为切入点，探讨病证结合模式下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将中医证候要素和微观辨证纳入肿瘤转移复发防治领域，指出中医药扶正祛邪及搜剔经络的目的旨在清化“伏毒”，防止肿瘤转移复发。阐述了“伏毒”在肿瘤复发转移中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临床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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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联合化疗对大肠癌Ⅱ、Ⅲ期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目的 探讨中医药联合化疗对大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生存期的影响.方法 选择366例2002年1月-2008年1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肿瘤一科、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住院和门诊大肠癌根治术后Ⅱ、Ⅲ期患者,采用非随机同期对照研究的方法,根据患者是否自愿接受中医药治疗持续6个月以上,将患者分为中药+化疗组(联合组,189例)和化疗组(177例).采用门诊随访、信访和电话随访的方式,观察患者随访无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及1、2、3、5年无病生存率,分析DFS与性别、发病年龄、发病部位、临床病理分期、病理类型、化疗周期、放疗、中药治疗、终点事件(转移复发)的相关性.结果 根治术后Ⅱ、Ⅲ期大肠癌366例,145例出现复发转移者(39.61％),其中发生局部复发者17例(11.72％),肝转移者45例(31.03％),肺转移者52例(35.86％),其他部位转移者53例(36.55％).DFS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部位、病理类型、临床病理分期、化疗周期、放疗及中药治疗6个因素与DFS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P＜0.05).DFS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病理分期、化疗周期及中药治疗与DFS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亚层分析显示,Ⅱ期大肠癌DFS相关因素为原发部位(P =0.016)和病理类型(P =0.047),两组中位DFS尚未出结果；Ⅲ期大肠癌DFS相关因素为化疗周期(P =0.017)和中药治疗(P=0.000),对两组化疗周期构成比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化疗周期基线平衡,进一步比较显示Ⅲ期大肠癌化疗组中位DFS为24.16个月,联合组中位DFS尚未出结果.Ⅲ期大肠癌联合组及化疗组1、2、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2％、72％、61％、59％和74％、50％、36％、20％.结论 中医药联合化疗可延长Ⅲ期大肠癌根治术后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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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颈淋巴转移复发的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 对应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颈淋巴转移复发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与研究.方法 资料选自2005年12月-2014年1月在我院住院并接受放射治疗后颈部淋巴结转移复发的鼻咽癌患者28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与分析.给予所有患者实施根治性颈清扫术,再根据患者放射治疗后到手术治疗之间的间隔期、软组织是否存在侵犯、淋巴结的阳性情况以及性别、年龄等相关因素,将患者划分为2组,并对其生存率、显著性差异等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中颈淋巴转移复发的鼻咽癌患者当中,有7例死亡病例,1年生存率可达80.25％,3年生存率可达51.78％,5年生存率可达33.57％.结论 针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后颈淋巴结转移复发的治疗,可选择根治性颈清扫术作为主要方式,对于软组织出现侵犯,或者是发生包膜浸润的患者,应补充放疗,以此方式提升其生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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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联合奥曲肽行淋巴化疗对大肠癌的治疗研究
结直肠癌的转移途径主要的是淋巴途径,根治手术仍可能遗留一些微小转移淋巴结病灶或跳跃性转移的淋巴病灶,术前已发生的、而根治手术又无法清除掉的淋巴转移,是术后腹腔转移复发的主要因素,与结直肠癌的预后有很大关系.淋巴化疗,也称淋巴靶向化疗,是指通过皮下、黏膜、浆膜或腹膜下注射改变了剂型的化疗药物,使药物在淋巴组织中达到有效浓度的聚集,来达到有效的抗癌效应,是预防淋巴转移及术后癌复发的有价值的手段[1-3].淋巴化疗对减少术后腹腔转移复发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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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99和CEA联合检测对肠道恶性肿瘤术后复发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低聚糖类抗原(CA199)和癌胚抗原(CEA)两种标志物联合检测对肠道恶性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微粒子酶免发光法(MEIA)测定32例肠道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CA199和CEA,实验结果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肠道恶性肿瘤术后患者转移复发组CEA、CA199明显高于无复发转移组(P＜0.05).平行实验灵敏度为:78.52%;特异性:84.21%;阳性预测值:77.27%;临床疑似率:78.13%;系列实验灵敏度:60.00%;特异性:94.12%;阳性预测值:90.00%;临床疑似率:81.25%.单项测定结果:CEA灵敏度为60.71%;特异性:86.84%;阳性预测值:77.27%;临床疑似率:71.87%.CA199灵敏度为64.29;特异性:94.74%;阳性预测值:90.00%;临床疑似率:84.38%.结论:外周血CA199与CEA对肠道恶性肿瘤术后转移复发的早期诊断有很大作用,二者联合监测有互补性,可提高诊断的早期性特异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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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的免疫状态指标
观察肿瘤患者的免疫状态,在分析肿瘤发展情况、判断预后和疗效上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介绍肿瘤患者全身和局部免疫状态的部分评价指标,旨在寻找有效的检测方法,设计合理的免疫治疗方案,对有效激发抗瘤免疫、杀灭微小癌灶、防治肿瘤根治术后转移复发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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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微转移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FQ-PCR)扩增P53基因作为检测胃癌血行微小转移方法的可行性及其表达的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对胃癌患者转移(n=12)和无转移组(n=18)的外周血的基因进行检测,分析这两组基因的表达与胃癌转移复发之间的关系,并将FQ-PCR与普通PCR的敏感性进行比较.结果:胃癌患者30例,在转移组中P53基因表达检出为58.3%(7/12);而无转移组中为11.1%(2/18).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表明外周血癌基因表达与转移复发是相关的,其他病种患者外周血中无阳性表达,而28名健康献血员中均为阴性.结论:P53基因可作为胃癌微小转移的重要指标,FQ-PCR是检测微小转移的敏感方法,对胃癌的早期诊断和预测微小转移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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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治疗新策略--一场无硝烟的持久战
一、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现状和思考-初探战场
（一）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发病现状与特点-难以攻克的“碉堡”
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r ， CRC ）仍然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2010年全球新发病例约为120万例，居恶性肿瘤第三位；而同年死亡60．8万例，仍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1］；初次接诊时大约有20％～25％的新病例为已经伴有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CLMs），而那些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患者，将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例终会出现疾病转移、复发而成为晚期［2］，即在所有CRC中大约50％的患者终属于 CLMs；可见CLMs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转移复发的程度、范围和累及的器官不同， CLMs的预后、治疗目的和手段也表现各异。面对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巨大病魔，人类发起了一场全球性攻克CLMs的持久战役。 -
精准肝切除术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原发性肝癌(以下称肝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三位.肝癌恶性程度高,转移复发早,病死率占我国肿瘤相关死亡的第二位,是威胁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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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胞与滑膜肉瘤相关研究进展
20世纪50年代Makino等[1]通过肿瘤细胞自体移植实验发现肿瘤组织中极少数细胞具有干细胞特性能诱发新的肿瘤组织,首次提出肿瘤干细胞(cancerstem cells,CSCs)理论.该理论认为,肿瘤干细胞作为一类特殊的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分化潜能,以及高致瘤性和耐药性的特点,可以通过分化为肿瘤细胞而产生肿瘤,即认为肿瘤干细胞是肿瘤启动、增殖生长、转移复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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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N在不同转移潜能肝癌中的表达及意义的初步研究
目的 研究骨桥蛋白(OPN)在HCC中的表达与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50例HCC手术切除的新鲜标本和50例正常肝组织,10例癌旁组织.做成切片,应用SABC免疫组化法,以OPN单克隆抗体对HCC组织切片进行染色检测.对OPN表达量与HCC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OPN在HCC癌组织中的阳性率70.00%,明显高于癌旁及正常肝组织(P＜0.01).OPN在高、中、低分化HCC中评分是0.66±1.62、2.24±1.84、2.17±1.65,低分化明显高于高分化(P＜0.05).OPN在有转移与无转移HCC中的评分是2.65±1.83、1.3±1.71,有转移者高于无转移者(P＜0.01).结论 OPN在HCC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升高,病理分化差者表达明显升高,且伴有转移者高于不伴转移者,提示OPN可能是HCC转移复发的一个潜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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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区域辅助化疗预防转移复发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分析原发性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经皮下植入式药物输注系统(DDS)区域辅助化疗预防转移复发的效果.方法 1995年1月至1997年12月同一手术组行肝癌根治性切除并有肿瘤巨大、多灶、包膜不完整、伴有血管侵犯等转移复发危险因素者308例,其中115例于术中经肝动脉和(或)门静脉放置DDS作为试验组,193例未置DDS作为对照组.试验组在术后4～6周经DDS行肝脏区域化疗栓塞,此后视情况隔2～4个月重复一次,对照组则不做对转移复发有影响的辅助治疗. 结果随访至2002年3月,1、3、5、7年累积转移复发率:试验组为5.8%、22.3%、28.6%和43.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6.8%、39.7%、59.64%和59.64%(P<0.001).中位转移复发时间:试验组为30.6个月,明显长于对照组的20.9个月(P<0.001).1、3、5、7年生存率:试验组为96.8%、91.3%、84.8%和77.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7.3%、73.8%、63.6%和58.7%(P<0.001).结论肝癌根治术后经DDS区域辅助栓塞化疗既推迟了转移复发时间又降低了转移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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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耳颗粒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的影响
目的 观察槐耳颗粒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06年1月我院外科治疗的175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应用槐耳颗粒分为治疗组(A组,87例,术后加用槐耳颗粒,60 g/d,服用时间大于6个月)和对照组(B组,88例,术后未服用槐耳颗粒).结果 全组术后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9％、73.9％、56.0％.1、3、5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68.1％、48.4％、40.2％.其中治疗组患者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8％、79.3％、65.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92.0％00、68.3％、46.6％ (P=0.038).另外,治疗组患者复发后1、3、5年带瘤生存率为78.6％、46.9％、38.2％,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9.0％、16.8％、12.6％(P=0.040).COX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术后是否服用槐耳颗粒、是否合并肝炎以及肝硬化程度和脉管瘤栓是影响肝癌患者术后总生存率的独立因素(P＜0.05)；围手术期输血以及肿瘤组织学分级是影响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因素；术后是否服用槐耳颗粒以及病理类型是影响带瘤生存率的独立因素.结论 原发性肝癌根治术后辅助槐耳颗粒治疗可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率,延长复发后生存时间,从而提高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总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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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癌根治术后区域辅助化疗预防转移复发的研究
目的 分析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后DSA下应用健择区域辅助化疗预防转移复发的效果.方法 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同一手术组行胰头癌和胰体尾癌根治性切除术97例,其中46例于手术后1个月DSA下经胃十二指肠动脉(GDA)、肠系膜上动脉(SMA)和(或)脾动脉(SA)灌注化学治疗药物健择作为试验组,此后根据情况每隔2个月重复一次,另外51例未做术后化疗者作为对照组.结果 对术后辅助化疗者随访至2006年1月,1、3、5年生存率试验组为85.2%、52.9%和11.8%,对照组为65.4%、33.6%、5.3%;试验组1、3、5年累积复发转移率为28.9%、60.5%和88.3%,低于对照组的36.0%、78.3%和94.6%(P＜0.05);中位转移复发时间试验组为30.4个月,对照组为19.8个月.结论 胰腺癌根治术后区域辅助化疗能有效降低胰腺癌的复发与转移率,提高胰腺癌病人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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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转移和复发的分子机制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每年约有100万以上的人新患此病[1].它也是我国常见且恶性程度高的肿瘤之一.目前手术切除仍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首选方法.然而肝癌根治性切除后病人的5年复发率高达61.5%,小肝癌的术后复发率为43.5%[2],这成为肝癌临床治疗的难题.转移复发问题如不能解决,则切除术后的远期疗效将难以提高,从而影响整个肝癌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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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外周血AFP-mRNA的研究现状及其临床意义
手术是目前公认唯一可能治愈肝癌的方法,但术后复发转移率非常高,即使小肝癌(＜5 cm)根治切除或施行肝移植后3年复发率仍超过50%,提示自发性或医源播散入血的肝癌细胞在肝癌根治术后,特别是肝移植后的转移复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临床寻找能反映肝癌细胞早期血运转移的标志物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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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肝脏外科学术会议》纪要
第六届全国肝脏外科学术会议于2000年10月25～28日在武汉召开,与会代表550余人, 会议以"院士论坛"、"专题报告"、"大会交流"、"中青年专家论坛"四种形式进行,所涉内容反映了我国二十世纪肝脏外科水平,并指明了新世纪我国肝外科发展的方向.现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一、院士论坛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裘法祖教授在"器官移植:二十一世纪的外科"的讲演中,概括了许多终末期病人只能通过器官移植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要性,并指出器官移植推动了现代基础医学的发展,并在少数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与国际相比,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仍存在极大差距.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保证高质量供体的来源,必须从整个社会舆论和法律上承认和支持"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其次是必须加速免疫抑制药物的国产化,以降低移植费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在"肝癌诊治进展"的报告中指出,目前肝癌的总体疗效并不理想,近期工作宜将现有的各种综合治疗进行合理组合,达到大程度抑制肝癌生长、转移及保护肝脏代偿功能的目的.就其远期目标而言,揭示肝癌的病因机制,揭示生长、转移的分子机制,从中获得特异性的干预手段是关键,但要达到此目的尚需要漫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从原发性肝癌转移复发的临床预测指标、转移复发的治疗与预防、分子水平的研究、人肝癌高转移裸鼠与细胞模型的建立与研究、肝癌血管生成及转移复发的实验性干预、染色体改变与肝癌转移等方面,全面叙述了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转移复发的研究现状,虽然某些方面的成绩令人鼓舞,但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必须将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教授在"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发展"中回顾了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历史,指出肝门部胆管癌应包括那些来源于大的肝管而又侵犯肝管汇合部的癌,介绍了Blumgart肿瘤定期标准,即根据照片显示的对门静脉的侵犯和同侧的肝叶萎缩的表现来决定分期.扩大的根治切除术对晚期肝门胆管癌并无益处,多数病人应争取好的姑息性效果及更低的术后并发症.而且,必须认识肝门部胆管癌是一区域性而不是局部性的疾病,若其沿神经周围淋巴间隙"跳跃"性转移,侵犯周围的血管、淋巴和软组织,在肝门部施行的切除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根治的.二、专题报告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陈汉就"复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作了专题报告,结合该院160 余例复发性肝癌再切除治疗体会,认为再切除是肝癌复发的首选治疗,适合再次切除者可取得较好临床效果.香港中文大学刘允怡介绍了香港地区肝癌外科治疗现状,认为如果肿瘤大于5 cm,估计可以切除且无手术禁忌证者应施行手术切除;如果肿瘤无法切除,则采用新的联合化疗方案(顺铂+α-干扰素+阿霉素+氟尿嘧啶);对转为可切除者则手术切除;肝切除的全部病人辅以脂碘-131治疗;不能切除的小肝癌选择肝移植或Intra Dose TM局部坏死治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陈孝平报告了湖北地区375例巨大肝癌肝切除的经验,其术后1,2,3,5,10年生存率分别为63.3%,45.6%,34.7%,16.5%,1.8%,说明巨大肝癌是可安全切除的,且与其它非手术方法相比疗效更好.南京医科大学王学浩对肝癌的现代综合治疗提出了几点参考意见:①肝肿瘤根治性切除术后为预防复发一般在术后行TACE治疗;②部分不能切除的肝癌可在术中直视下瘤体内注射无水酒精,亦可手术后在B 超引导下反复穿刺注射;③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可行125I或131I-碘油-抗癌药物乳剂导向治疗,也可直接行TACE治疗,待肿瘤缩小后二期切除;④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可用于肝癌术后复发的预防及不能切除的肝癌.华西医科大学何生回顾了临床常用的几种肝癌的微创、无创疗法,认为其操作简便,可反复进行,对肝功能影响小,并发症少,有取代手术治疗的趋势.第二军医大学王红阳在"细胞信号传导与肝癌"的报告中认为SIRPα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关,SIRPα有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指标.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叶胜龙介绍了肝癌免疫学治疗及免疫基因治疗的现状,认为生物治疗作为现有三大治疗模式的辅助和补充,在控制肿瘤的增殖、预防和延缓复发转移以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等方面可能具有独特的优势.北京301医院刘永雄认为,必须认识到以胆固醇为主要成分的肝内胆管结石是涉及肝、胆道乃至全身性的有关代谢和感染两方面因素的疾病,应加强对结石成因的高水平研究,从多方面追求外科技术(包括肝外科技术)和应用手段的创新,以期获得治疗的新突破.香港大学范上达介绍了香港地区活体肝移植的发展,认为影响活体肝移植疗效的主要问题是肝移植时移植物太小,后者不适应大量的门静脉血液而易受损,而右半肝移植物是解决成人活体肝移植时移植物大小受限的有效途径,劈离式肝移植是增加近期肝移植数目的正确方向.中山医科大学陈积圣指出,肝细胞移植可以治疗急慢性肝功能衰竭及各种肝相关疾病,可为人类肝病治疗开拓新的前景.三、大会发言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周信达总结了该所1*!000例小肝癌切除的经验,其切除率高,手术死亡率低,癌细胞分化程度好,肿瘤单结节者多,肿瘤包膜完整者多,门脉有癌栓者少,生存率高,且小肝癌作有限肝切除与肝叶切除生存率无显著差异,术后亚临床复发和单结节肺转移作再切除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桂林医学院梅铭惠对31例肝癌合并门静脉主干及其大分支癌栓病人采用肝叶切除加癌栓清除、门脉主干切开取栓等术式治疗,疗效好的是肝叶切除加取栓术,表明肝癌合并门脉癌栓非外科治疗的绝对禁忌,及时诊断和选择合理治疗可改善病人的预后.南京医科大学钱建民等通过136 例原发性肝癌病人行超声外科吸引肝切除的研究,认为该技术能够明显减少手术损伤,显著降低肝切除并发症的发生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刘安重等通过定点测量30例正常肝静脉距肝膈面的投影距离,分析其对肝损伤手术方法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肝左静脉主干、肝右静脉和肝右静脉根部约2 cm范围内距肝脏膈面较近,便于肝静脉的缝扎、修补、创面缝合,填塞压迫等操作;肝中静脉、肝右静脉中段5～10 cm以远部分深处肝实质内,操作困难、宜行裂口清创探查、肝动脉结扎和肝叶切除等操作.安徽医科大学采用免疫荧光方法发现肿瘤自发破裂的肝癌病人血管壁上有由乙肝病毒el抗原(HBsAg/l)、免疫球蛋白和补体Clq 所组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沉积并主要沉积在小动脉壁的弹力膜上,认为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沉积可造成血管的受损、脆弱,其可能是肝癌自发性破裂出血的原因之一.四、中青年专家论坛中青年专家论坛是此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得到裘法祖、吴孟超、汤钊猷、黄志强等院士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沈峰、香港中文大学赖宝山分别介绍了"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肝癌研究中的应用"及"基因技术在肝癌研究中的应用"的新方法和成就,对以后我国开展肝癌基础研究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山医科大学梁力建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中术前放射介入肝动脉栓塞化疗的重新评价"中指出,能够手术切除的肝癌原则上术前不应行放射介入肝动脉栓塞化疗,以免延误病情,造成肿瘤播散及给手术切除带来不必要的困难.中山医科大学陈规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朱继业认为,更新社会及人群的传统观念及降低费用是肝移植的社会问题的两大基本点.上海瑞金医院郑民华等对微创技术在肝胆外科中应用的前景、评价及对肝胆外科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发表了意见,认为微创外科在合适的病例的应用具有创伤小、疗效好等优势,为肝癌外科治疗带来了一场新的变革,但目前尚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手术治疗.(张必翔陈孝平陈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