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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2型糖尿病临床观察
2型糖尿病主要是由于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和靶组织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的。在发病过程中,胰岛素抵抗是关键环节。笔者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2型糖尿病气阴两虚型效果较好,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共48例,均为将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就诊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姜堰中医院的患者,按照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各24例。对照组男14例、女10例,年龄(63.4±5.20)岁,病程(6.38±2.35)年,BMI(25.01±1.49) kg/m2。治疗组男13例、女11例,年龄(65.25±6.13)岁,病程(6.45±2.13)年,BMI(24.72±1.43)kg/m2。两组年龄、性别、体重、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
肝细胞癌肝移植受者西罗莫司的应用: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的3期临床试验
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共45个移植中心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开放的多中心国际临床试验,旨在研究以西罗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能否改善肝细胞癌(HCC)肝移植患者的预后。本研究共纳入525例初始免疫抑制剂治疗未包含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HCC肝移植受者,于肝移植术后4~6周随机分为无mTOR免疫抑制剂组(A组,264例)和西罗莫司组(B组,261例)。主要研究终点为无瘤复发生存期(8年后进行意向性治疗分析),次要研究终点为整体生存期。研究结束时, A组患者无瘤复发生存率为64.5%,B组为70.2%,两组差异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2796,HR=0.84,95%CI=0.62~1.15)。依照研究方案逐年分析结果发现,B组患者肝移植术后3年无瘤复发生存率较高(P=0.0499,HR=0.70,95%CI=0.48~1.00)。同样,研究结束时B组患者整体生存率为74.6%,与A组(68.4%)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2096,HR=0.81,95%CI=0.58~1.13);但逐年分析结果提示,与A组相比,B组患者术后5年整体生存率较高(P=0.0479,HR=0.70,95%CI=0.49~1.00)。以米兰标准将患者分为低危和高危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低危组应用西罗莫司较高危组更为获益。此外,年龄≤60岁以及应用西罗莫司单药治疗的患者采用以西罗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更为受益。A、B两组患者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数量相近(分别为860次和874次)。综上所述,HCC肝移植受者应用西罗莫司并不能提高5年以上的长期无瘤复发生存率,但可使术后3~5年的无瘤复发生存率和整体生存率获益,特别是对低危患者。该研究为HCC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的选择提供了高级别的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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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肝脂肪变性通过激活固有免疫应答分子通路加重了肝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供肝严重脂肪变性是加重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导致肝移植患者术后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供肝脂肪变性相关肝移植术后IRI加重的分子机制。30例患者分别于供肝植入前(L1)和再灌注90分钟后(L2)留取配对的供肝组织进行活检。依据供肝大泡性脂肪变性程度将患者分组,其中无脂肪变组(大泡性脂肪变性≤5%,WS组)为13例患者、脂肪变组(大泡性脂肪变性≥25%,S组)17例。同时留取患者L1、L2时间点和肝移植术后第1天(POD1)的血浆标本检测细胞因子水平。提取供肝组织RNA检测基因表达微阵列(基因芯片),以多阵列对数健壮算法(RMA)法计算每个探针组的信号值,进行配对t检验,P≤0.01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假阳性率<5%)。分子通路的分析采用IPA软件。WS组和S组供肝L1时间点基因表达无明显差异,而L2时点两组基因表达则明显不同。分析结果显示,再灌注后(L2)S组表达分子与固有免疫应答激活、巨噬细胞释放一氧化氮和活性氧、白细胞介素(IL-6、IL-8和IL-10)信号通路激活、粒细胞募集以及髓样细胞聚集密切相关。S组供肝再灌注后组织学检测发现脂肪聚集周围存在中性粒细胞浸润。供肝再灌注后及肝移植术后24小时循环血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与肝组织内分子通路激活相一致。供肝再灌注后S组患者血中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高于同时间点WS组。综上所述,供肝脂肪变性程度的增加可以通过激活固有免疫应答加重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如何安全应用有脂肪变性的供肝需要考虑制定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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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肝移植全腹腔镜下切取左叶供肝是安全有效的
美国肝脏移植病例中采用活体肝移植(LDLT)的比例<5%,但供肝切取术的并发症中至少30%~50%与腹壁创伤(包括疝)、肠梗阻和慢性腹部不适相关。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回顾分析了2003年5月至2014年5月单中心174例LDLT病例,总结其腹腔镜下切取供肝的经验。作者选取22例全腹腔镜下供肝切取LDLT病例〔17例为左外叶(LIS),5例为左半肝〕。与同期20例开腹或腹腔镜辅助供肝切取LDLT(14例为LLS,6例为左半肝)进行比较。22例全腹腔镜下切取供肝均顺利移植给受体,但供肝平均获取时间较对照组延长(7小时58分比6小时46分,P<0.001),全腹腔镜组供者出血量少(177 ml比375 ml,P<0.001),住院时间短(4.27天比5.95天,P=0.001)且术后恢复工作快(33.66天比63.07天,P=0.013)。全腹腔镜组供者发生疝和胆瘘各1例,再手术1例,而对照组则分别为3例、2例和4例。全腹腔镜组1例受者发生门静脉血栓,并于术后第2天手术取栓,对照组1例患者发生肝动脉血栓导致移植物功能丧失、患者死亡。全腹腔镜组移植肝及受者术后1年存活率分别为91%和95%,对照组分别为85%和85%,两组差异均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982,P=0.319)。总结既往经验,作者认为在活体肝移植手术经验丰富的中心,对为儿童捐献肝脏的全部供者和为成人捐献的一部分供者采用腹腔镜切取供肝是可行的,全腹腔镜下切取供肝的肝移植受者效果与供肝为开腹或腹腔镜辅助切取者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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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轻度慢性肾病患者接受抗丙肝复发治疗时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者肾功能可改善
丙型肝炎(丙肝)病毒(HCV)可导致肾脏并发症。西班牙学者观察了175例肝移植术后接受聚乙醇干扰素治疗,丙肝复发且停药至少1年的患者,研究此类患者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SVR)是否与肾功能改善相关。所有患者均监测接受干扰素治疗前、治疗后1年、3年及5年的肾功能,并依据MDRD公式评估其慢性肾病(CKD)分期。175例患者中有99例接受干扰素治疗前为CKD 2期〔即MDRD-4计算值为60~89 ml/(min·1.73 m2)〕。其中获得SVR患者中肾功能改善的比例高于无病毒学应答者(NR),SVR组术后1年、3年及5年与治疗前MDRD值的差值分别为-0.5、4.5和9.4 ml/min,而NR组则为-1、-0.3和-1.5 ml/min(P值分别为0.610、0.060、0.004)。患者接受干扰素治疗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8年(1~9年),末次随访时出现肾功能不全的比例为31%。SVR组与NR组患者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VR患者末次随访时肾功能不全比例为19%,而NR组为40%(P=0.00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末次随访时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包括NR〔相对危险度(RR)=3.8,95%可信区间(95%CI)=1.30~11.23,P=0.01〕、干扰素治疗结束时MDRD-4值(RR=1.022,95%CI=1.001~1.040,P=0.04)和女性(RR=5.6,95%CI=1.84~17.50,P=0.002)。由此,研究者认为,获得SVR可改善接受干扰素抗丙肝治疗的CKD 2期肝移植患者的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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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过去10年间肝移植供体特点的变迁
肝移植供体特点可显著影响供肝质量和受体预后转归。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年间加拿大尸体供肝的供体特点和供体危险指数(DRI)趋势。数据来自2000-2010年加拿大器官替代登记(CORR)和魁北克省的器官移植资料。研究者收集了供体的年龄、种族、身高、死亡原因(COD)、区域位置、冷缺血时间(CIT)以及捐献方式等特点,并计算DRI趋势。结果显示,3745例尸体来源供肝移植资料供本研究分析,上述年代中供体年龄、黑人所占比例、脑血管意外占死亡原因比例以及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CD)比例都呈上升趋势。依移植供体的地理位置划分为区域局部内的比例和供肝的CIT有所降低。尽管许多参数对DRI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导致其升高,但DRI值实际上仅小幅升高。因为前述不利影响被CIT、长途运输等可纠正的因素减少而抵消。受者5年生存率由71.43%(1999-2001年)升高至75.5%(2005-2007年),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尽管高龄和DCD供体器官的利用增多,但受者的生存率并未受累而降低。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加拿大的供肝分布趋势提示高危供体的应用呈上升趋势,但整体供肝的质量并未下降,因为CIT呈下降趋势且供肝局部区域内应用的比例升高。加拿大全国范围内优化的肝移植与分配工作降低了移植物失功的风险,改善了受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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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肝移植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性升高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冠心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为了比较接受肝移植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硬化(NASH)与酒精性肝硬化(ETOH)患者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差异,美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了从1993年8月至2010年3月共242名患者(其中包括115例NASH与127例ETOH)。肝移植后随访时间≥12个月,并排除了伴有肝细胞癌和其他肝脏疾病的病例。本研究采用了Kaplan-Meier和Cox分析进行生存率的比较,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其中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定义为:在移植术后1年内发生任何由于心脏原因所导致的死亡,以及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心脏骤停、心律失常、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和(或)卒中等需要入院治疗的病例。结果显示, NASH组患者年龄较大(58.4岁比53.3岁),且女性更多见(45%比18%,P<0.001);NASH组患者有更多的病理性肥胖(32%比9%)、更多的脂质代谢紊乱(25%比6%)及更多的高血压患者(53%比38%,均P<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在对受者的年龄、性别、吸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等因素进行调整后,与ETOH患者相比,NASH患者在肝移植后1年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更高〔26%比8%,优势比(OR)=4.12,95%可信区间(95%CI)1.91~8.90〕。大多数的心血管事件(70%)发生在围手术期,并且在总体病死率中有50%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关;但是受者、移植物及心血管事件的病死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心血管事件是肝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NASH是独立于传统心血管事件危险因素的一个肝移植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但是其并不影响总体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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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患者的肾脏生物学标志物与鉴别诊断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在肝硬化患者中较为常见,并伴有较高的死亡率。肝硬化背景下,AKI常见的病因包括肾前性氮质血症(pre-renal azotemia,PRA)、急性肾小管坏死(acute tubular necrosis ,ATN)和肝肾综合征(hepatorenal syndrome,HRS)。不同病因AKI的治疗方法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准确鉴别病因尤为重要且极具挑战性。肾损伤的尿液生物学标志物可以区分AKI属于结构性还是功能性,有助于迅速准确地做出诊断。本研究在肝硬化AKI患者中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价多个生物学标志物对临床确诊AKI的鉴别诊断价值。36例患者肌酐在48小时内降至基线的25%以内,诊断为PRA。盲法回顾性确诊74例患者为进展性AKI,其中39例(51.3%)诊断为ATN,19例(25.0%)为PRA,16例(21.0%)为HRS。不同病因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白细胞介素-18(IL-18)、肾损伤分子-1(kidney injury molecule-1,KIM-1)、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iver-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L-FABP)和白蛋白平均值不同,在确诊为ATN的患者中显著升高。HRS组患者钠排泄分数(fractional excretion of sodium, FENa)低,为0.10%,而PRA组患者FENa(0.27%)与ATN组患者(0.31%)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超过优诊断临界值的生物学标志物越多,则该患者被诊断为ATN的可能性越大。结论:ATN所致AKI的肝硬化患者尿液中的肾损伤生物学标志物升高;将生物学标志物应用于临床能更准确地区分AKI患者是否具有结构性损伤并指导治疗;HRS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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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基因表达与Wilms瘤病理分型和临床分期关系的研究
目的与方法:为探Wilms瘤中p16基因表达与肿瘤病理分型和临床分期之间的关系,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方法,对52例Wilms瘤及7例肿瘤周围正常肾组织(对照)手术标本中p16基因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结果:52例wilms瘤中有16例p16基因表达阳性,阳性率为30.8%,其中预后良好型p16基因表达阳性率为37.2%(16/43),预后差者为0%(0/9),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100%(7/7),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在Ⅰ、Ⅱ、Ⅲ、Ⅳ临床期中,p16表达阳性率以Ⅰ期高,逐步递减,分别为47.6%(10/21)、37.5%(3/8)、28.6% (2/7)、6.3%(1/16).结论:Wilms瘤中p16基因表达与肿瘤病理分型和临床分期存在联系,p16基因失活似是Wilms瘤发生发展中的晚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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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和检出率地域性差异--98058例成年受试者数据多水平空间分析
目的:探究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和检出率地域性差异。方法选取分布在中国大陆162个地区的98058例18岁以上成年受试者的自述报告和生物学数据(90.5%反馈率),采用美国糖尿病协会糖尿病诊疗标准评估受试者的糖尿病症状,根据先前诊断结果,做出其是否患有糖尿病的判断。以各省为单位,使用分区统计图表法评估各调研数据结果的地域性差异。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校正个体和地域层级的差别后,评估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结果各省糖尿病患者的地理分布反映出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和检出率地域性差异。校正年龄、性别和城市/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后,糖尿病发病率自东北部向北部,从8.3%(95%CI 7.2%,9.7%)上升至12.7%(11.1%,14.6%)。从较好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SEC)的城市到农村较差社会经济状况的县/区,糖尿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3.1%(12.0%,14.4%)和8.7%(7.8%,9.6%)。校正健康知识水平和个人原因两个因素后,地域性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仅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在接受此次测试前有糖尿病诊断史,但此结果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校正年龄、性别和城市/农村SEC后,糖尿病检出率自北向西南从40.4%(34.9%,46.3%)下降至15.6%(11.7%,20.5%)。与较好SEC县市的40.8%(37.3%,44.4%)检出率相比,农村较差SEC地区的检出率低,仅为20.5%(17.7%,23.7%)。糖尿病检出率的地域性差异并不完全是个体差异造成的。结论加强防控糖尿病意识,提高检测准确率应从地域性因素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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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科学
文献报道鼻窦球囊扩张术(balloon catheter dilation,BCD)可以扩大上颌窦、额窦和蝶窦开口,并保持其开放达2年以上。但目前文献的证据有限,尚不足以做为指南推广。2012EPOS中认为BCD在治疗慢性鼻窦炎手术中的地位尚不明确。作者采用横断面调查201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纽约州四州接受鼻窦手术的患者数据,资料来源于州的门诊手术数据库(State Ambulatory Surgery Databases)。以期:①观察BCD和内镜鼻窦开放手术(endoscopic sinus surgery,ESS)的数量比例;②接受BCD和ESS的流行病学资料;③了解BCD在不同医疗机构的差异;④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费用和手术室时间的差异。总共确定3377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①18岁以上;②下鼻甲、鼻中隔手术、鼻甲成形手术;③手术时间>500 min(n=54)。其中单纯采用BCD的746例(2.21%),联合使用的1971例(5.84%),传统ESS的31059例(91.96%)。种族方面,亚裔、非洲裔及其他人种较白色人种接受BCD手术的少,男性较女性多,自费或资助的患者接受BCD手术的少,合并其他慢性病的患者接受BCD手术的多。ESS手术量大(每年≥139例)的医疗机构行BCD手术少,手术量大的医师(每年手术量≥60例)采用BCD手术多。在手术室时间方面(包含术前准备和术后复苏),接受BCD(93.5 min)与ESS(92 min)的患者并无差异;医疗费用方面,接受BCD手术($16615)较ESS($13680)多37.3%;眼眶并发症方面,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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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新液在肛门病术后的应用
笔者将康复新液用于肛门病术后换药52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本组男27例,女25例;年龄17~70岁.将52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30例,其中混合痔18例,外痔7例,肛瘘5例;对照组22例,其中混合痔13例,外痔4例,肛瘘3例,肛裂2例.两组性别、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方法及结果:治疗组术后静脉滴注抗生素7d,创面用康复新液擦洗后用其浸泡的纱条换药,每日2次;对照组行常规碘伏擦洗和凡士林油纱条换药,每日2次.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情况:愈合时间6~7d者,治疗组4例,对照组0例;8~12d者,治疗组25例,对照组17例;13d以上者,治疗组1例,对照组5例.两组比较治疗组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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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中益气汤口服结合膝胸卧位锻炼治疗子宫后倾后屈所致便秘
笔者采用补中益气汤口服结合膝胸卧位锻炼治疗子宫后倾后屈所致便秘44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88例均为经产妇.年龄35~55岁,平均43.9岁;病程2年以上.专科检查均排除器质性病变和药物干扰因素造成的便秘.将88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4例,两组年龄、病程、并发症、分娩次数等资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方法:对照组早晚做膝胸卧位锻炼30min,腹壁直肠双合诊复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服用补中益气汤加味,药物组成:黄芪15g,党参10g,白术9g,陈皮6g,升麻6g,当归10g,柴胡6g,炙甘草9g.3d以上不排便者加大黄(后下),下腹隐痛者加白芍.每日1剂,水煎服,15d为1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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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结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低位直肠癌患者行Miles术后粪便排泄方式发生改变,需终生使用人工肛门,不仅给患者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而且对患者生理、心理等方面造成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而结肠造口患者的心理护理显得非常重要.临床工作中,对Miles术结肠造口患者给予心理干预,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总结报道如下.临床资料: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行Miles术结肠造口患者47例,其中23例术后接受常规健康教育(对照组),24例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给予系统心理干预(观察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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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蔹油膏外敷在肛周脓肿术后的应用
2008~2010年,我们将白蔹油膏纱条外敷用于肛周脓肿术后33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66例均为我院肛肠科住院患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33例,男22例,女11例;年龄21~56岁,平均42岁;对照组33例,男24例,女9例;年龄22~50岁,平均41岁.就诊时间均在发病3~10d.两组病例性别、年龄、术后创面大小、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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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新液在肛周脓肿术后的应用疗效观察
我院将康复新液用于肛周脓肿患者术后换药,取得满意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临床资料: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于我院行手术治疗的肛周脓肿患者共61例,均按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制定的肛肠疾病诊断标准确诊.其中31例术后应用康复新液换药(治疗组),30例进行常规换药(对照组).治疗组中,男22例,女9例;年龄20-65岁;病程3-7d.对照组中,男31例,女9例;年龄21-64岁;病程1-7d.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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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液坐浴在肛门部手术后的临床应用
我院自2004年以来,对肛门部手术患者术后给予中药液坐浴,疗效显著,总结报道如下.临床资料:2004年1月至2008年1月,我院收治肛门部手术患者154例,均符合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其中78例患者术后给予中药液坐浴(治疗组),76例给予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对照组).治疗组中,男45例,女33例;平均年龄(35.8±7.6)岁;病程5个月至12年,平均(4.2±3.4)年;其中混合痔术后21例,血栓性外痔术后22例,肛瘘术后24例,肛裂术后11例.对照组中,男44例,女32例;平均年龄(37.3±7.8)岁;病程3个月至12年,平均(4.3±3.9)年;其中混合痔术后22例,血栓性外痔术后23例,肛瘘术后23例,肛裂术后8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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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切术配合中药液熏洗治疗Ⅲ期肛裂50例
为观察侧方内括约肌切断术(简称侧切术)配合中药液熏洗治疗Ⅲ期肛裂的临床疗效,我科对100例Ⅲ期肛裂患者分别采用侧切术配合中药液熏洗与切扩术治疗,现对两种方法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临床资料:100例均符合Ⅲ期肛裂的诊断标准,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50例,男26例,女24例;年龄18~70岁,平均(32.2±4.2)岁;病程6个月至8年,平均(14.5±3.2)月.对照组50例,男28例,女22例;年龄17~71岁,平均(33.4±5.8)岁;病程5个月至9年,平均(13.9±3.5)月.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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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痔患者术后疼痛和尿潴留的影响
疼痛和尿潴留是痔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2006~2007年,笔者对痔术后患者给予心理行为干预,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手术治疗混合痔100例,男68例,女32例;年龄19~70岁,平均47.4岁.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50例,两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及居住等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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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法在肛瘘术后的应用
近年来,我科应用医用橡皮膏外用粘贴法治疗肛瘘术后病人40例,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按照《中医肛肠病症诊断疗效标准》选择符合肛瘘术后,肛管及肛内创面基本愈合,近肛缘或肛缘外创面迁延不愈者80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龄20~69岁,平均37.8岁;病程3~28年,平均8年.对照组40例,男27例,女13例;年龄21~66岁,平均40.6岁;病程2~20年,平均9年.两组年龄、性别、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