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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肝癌术后复发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肝癌的发病率已上升到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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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灌注化疗预防大肝癌术后复发的意义
笔者自1990年起对根治性切除的大肝癌(直径>5cm)和小肝癌术中经肝动脉和(或)门静脉插入化疗药泵导管,术后定期、定量灌注化疗药物,收到了一定疗效[1,2].现将我科经随访1年以上的263例大肝癌结合有关文献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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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侵袭转移相关分子实验研究进展
肝细胞肝癌(HCC)是一种很难预测的恶性肿瘤.HCC常表现为早期的血管侵犯和肝内、肝外的转移, 因此了解HCC生长行为的控制机理及转移复发的分子机理是十分重要的[1] .本文重点阐述了近几年来与HCC侵袭转移相关分子的实验研究进展, 其它有关分子如p53 、CDKN2、H-ras、EGFR等见相关综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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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
肝癌细胞要完成转移这一复杂的过程是肝癌细胞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宿主微环境和全身状态的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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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进展
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就肝癌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新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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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肝癌外科治疗中应重视的问题——多中心起源和肝内转移
肝细胞肝癌是目前世界上发病率位居第五的恶性肿瘤,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我们对进展期肝细胞肝癌已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对小肝癌的生物学特性还知之甚少,由于小肝癌诊断后大部分即通过各种介入手段进行治疗,因此我们得不到足够的肿瘤和非肿瘤标本进行研究.大部分手术切除的小肝癌术后5年复发率达42%~70%,主要复发原因是肝内转移(intrahepatic metastasis,IM)和多中心起源(multicentric occurrence,MO).目前对肝细胞肝癌复发中IM和MO所起的作用还不十分了解.研究表明,肝细胞肝癌MO行根治性切除的预后要显著优于IM [1],因此在临床上区分MO和IM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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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外科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卫生部1994年统计,我国肝癌每年新发病人约14万,年死亡率为20.40/10万,约占全世界肝癌发病数及死亡数的50%[1].近年我国肝癌的发病例数仍逐渐上升,是对我国外科医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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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
对肝癌超声检查的作用包括:发现病变(存在诊断)、区别性质(鉴别诊断)、确定部位( 定位诊断)、术中诊断、非切除治疗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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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血清学标志和HBV-DNA与肝癌患者关系的研究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B-virus,HBV)与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PHC)的关系研究一直是PHC病因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与重点课题。以往在这方面的报道相当之多,但大多仅局限于单一的某一方面,而没有把PHC患者血清中的HBV-M与HBV-DNA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本文正是从这一方面着眼,联合运用ELISA和PCR方法,同时进行盲法检测,以拟探讨肝癌患者血清中HBV标志物与HBV-DNA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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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诱导多药耐药肝癌细胞HepG2/ADM凋亡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联合应用放、化疗对多药耐药肝癌细胞HepG2/ADM凋亡的影响并探讨诱导凋的机制.方法比较放化疗、单纯放疗、单纯化疗的诱导凋亡作用,将HepG2/ADM分为6组,比较各组凋亡率;应用RT-PCR法检测各组HepG2/ADM细胞p53、bcl-2和bax的表达.结果经处理因素作用后,组1~6HepG2/ADM细胞凋亡率分别为2.8±0.3%,5.2±0.5%,10.9±2.3%,31.7±4.1%,11.7±2.8%,35.2±4.5%.放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诱导HepG2/ADM凋亡率明显增高(P<0.05).RT-PCR检测组1~6 p53表达分别为:0.22±0.04、0.23±0.02、0.31±0.04、0.55±0.02、0.35±0.04、0.57±0.05;bcl-2表达分别为:0.34±0.03、0.3l±0.04、0.25±0.02、0.14±0.02、0.26±0.03、0.10±0.03;bax表达分别为:0.21±0.02、0.25±0.02、0.29±0.03、0.38±0.03、0.29±0.03、0.41±0.06.结论放化疗联合应用能够显著增加耐药细胞HepG2/ADM凋亡率,这种作用与p53、bax、bcl-2表达调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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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射频消融术前肝脏功能评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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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RNA在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治疗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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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ch信号通路在肝癌发生和发展中的研究进展
Notch基因发现于1919年,它的缺失可导致果蝇翅缘缺刻[1].随后研究发现,Notch在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多个物种中均有表达,它不仅在许多器官及细胞的正常发育中起作用,还与一些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自Notch在人类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中首先被鉴定以来[2],在多种肿瘤中发现有Notch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现就Notch信号通路在肝癌中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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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的分子靶向治疗
原发性肝癌的传统化疗药物治疗毒性较大,且不敏感,临床应用效果较差.近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在恶性肿瘤治疗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如格列卫(Glivec)治疗胃肠道间质瘤,依瑞沙(Iressa)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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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有约60万人死于肝癌 [1].目前,手术切除仍是获得长期生存的首选治疗方法,但由于肝癌往往伴有肝硬化、肝功能较差,仅有约20%的肝癌患者适合肝切除手术[2].在此情况下,肝移植成为治疗选择之一.理论上讲,肝移植能大限度的根治性切除肿瘤,同时处理了相关的终末期肝病,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肝移植在我国发展迅速,其中肝癌肝移植约占40%[3].移植后肿瘤复发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关键,而免疫抑制剂的选用是影响肝癌复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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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4v6与肝细胞癌转移的关系
1991年Günthert等[1]采用针对大鼠转移性胰腺癌细胞表面糖蛋白的一种单抗,其相关抗原的cDNA序列与CD44同源,后证实为CD44v6,将这种单抗与肿瘤细胞同时注入裸鼠体内,可延缓甚至完全阻断其淋巴结和肺转移灶形成.他们早提出了CD44v6与肿瘤转移相关,而1998年李祖国等[2]首次证明在肝细胞癌(HCC)细胞中CD44v6可能通过细胞内羧基端结构影响细胞内骨架蛋白的构象和分布,从而影响肿瘤细胞的运动能力,促进肿瘤转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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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肿瘤CT和MRI诊断与鉴别
目前肝脏病变的影像诊断中,除超声(ultrasound,US)检查外,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是常用的无创性检查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CT和MRI机已发展成为多螺旋CT(64层/周扫描)与高场强MRI机(3T),其扫描速度、组织对比度和空间分辨率均显著改善,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明显提高,在肝癌(主要是小肝癌[≤3.0 cm]和微小肝癌[≤1.0 cm])的诊治和随访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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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子在肝癌中的作用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PHC)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和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等不同病理类型,其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1];由于其中 HCC 占到90%以上,故本文所指的“肝癌”主要是指 HCC。肝细胞癌(HCC)是世界上常见的肿瘤之一,由于起病隐匿,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进展迅速,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经达到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治疗困难,预后很差。近年来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癌领域中的研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它们属于细胞因子超家族中的一种,具有众多成员。趋化因子与特异性受体相互结合,从而诱导多种淋巴细胞的定向迁移,在胚胎发育、血管生成、炎症、肿瘤、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机体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就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肝癌生长、侵袭及转移中的作用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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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肝癌的早期诊断及研究进展
小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HCC)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3 cm的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由于其形成过程复杂,又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和血清学依据,部分没有典型的影像学征象,加之患者没有系统体检的常识,故SHCC的早期诊断比较困难,易漏诊.而临床发现的HCC大多为有肝硬化基础的中晚期癌症,已失去内外科和介入治疗的佳时机,严重影响了HCC患者的生存时期和生活质量,也阻碍了HCC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HCC的早期发现不仅是临床的棘手问题,因对早期发现的SHCC采取各种积极的治疗措施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所以对患者的早期治疗和预后同样具有重大意义.SHCC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需结合多种诊断技术综合评估.本文就肝病背景、血清学指标,影像学技术和病理活检技术对早期诊断SHCC的临床价值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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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祖细胞与肝癌靶向治疗的研究
目前用肿瘤相关抗原CEA、AFP等特异性抗体作为肝靶向性药物的抗体载体,使化疗药物或同位素准确运送到肿瘤组织[1-2],显著提高了肿瘤局部的药物浓度,但抗体联合化疗的前提要制备大剂量、高纯度的单抗,而目前的生物工程技术水平尚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且工艺复杂,成本高,抗体针对肿瘤细胞的某个特异性受体,难以穿透肿瘤细胞,因此治疗大体积实体肿瘤的疗效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