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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中的思考
上海地区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是我国卫生部新医改设立的18个试点项目之一.从2010年起上海市政府相关委办局共同印发《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并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确定了39家培训医院,19个临床类专业,实行规范的统一培训标准和考核评估标准,2010年、2011年共招收3827名(康复:44名)住院医师接受培训.医学院校毕业生须接受为期3年的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的系统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将获得资格在上海市各临床岗位就业,继续完成亚专科医师培训.住院医师培训是医学教育的一个特有阶段,是指医学毕业生完成院校教育后,在经认定的培训医院接受以提高临床技能为主的培训,可以有效保证临床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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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患者颈动脉斑块形成与脑梗死的关系
脑血管意外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尤其是规律透析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因其发病急、病情进展迅速,给临床抢救带来很大困难,如治疗不及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据上海地区透析患者脑血管意外类型的调查结果显示,脑梗死占45%[1].本研究采用B超检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颈动脉内膜有无斑块形成并对其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脑梗死的早期预防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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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受体阻滞剂在血液透析中的应用
根据美国肾脏数据库(USRDS)2005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终末期肾脏病(ESR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逐年增长,已经分别由1980年的83.9/百万人口、280.0/百万人口增长至2003年的337.6/百万人口和1496.0/百万人口,在美国ESRD的首位病因为糖尿病(DM),其次为高血压,而中国虽然目前仍以慢性肾小球肾炎为首要原因,但DM和高血压也已逐渐成为主要病因.慢性肾脏病(CKD)患病率逐年升高,且CKD相关的心血管病(CVD)发生率和死亡率亦明显高于相同年龄段的普通人群.上海地区11家医院对1 093例慢性肾功能不全(CRF),CKD4~5期患者的调查显示86%的CRF存在各种类型CVD,以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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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大肠癌的内镜治疗
大肠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在美国大肠癌居恶性肿瘤发病率与死亡率的第2~3位.近十多年来,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上海地区大肠癌已列恶性肿瘤发病率的3~4位,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大肠癌的诊断、治疗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大肠癌的总体疗效并无明显改善.在国内,大肠癌手术后总体5年生存率徘徊在50%左右.与其他肿瘤一样,提高大肠癌总体疗效的有效途径是大肠癌的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根据日本大肠癌研究会的规定,早期大肠癌(early-stage colorectal cancer)是指病变局限于黏膜及黏膜下层的大肠癌,不论病灶的大小及有无转移.早期大肠癌的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而进展期大肠癌的5年生存率仅为50%~60%[1].因此,早期大肠癌的诊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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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点与14点前列腺穿刺活组织检查诊断前列腺癌的分析
前列腺癌是中老年男性常见肿瘤。近年来全球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持续上升,目前已居男性恶性肿瘤的首位,病死率仅次于肺癌[1-2]。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孙颖浩[3]研究发现上海地区前列腺癌发病率为3.7/10万男性人口,北京地区为4.0/10万男性人口,前列腺癌在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居第3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与直肠指检(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DRE)是诊断前列腺癌的常规方法。1989年Hodge等[4]提出6点法前列腺穿刺活检之后,其已成为前列腺癌穿刺的标准方法。但由于初6点法未考虑到前列腺体积,故其临床诊断假阴性率达20%~30%,一些研究者认为6点法没有考虑到前列腺体积,提出增加前列腺穿刺针数的方法可以提高前列腺癌阳性检出率[5-6]。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增加穿刺针数并不能提高前列腺癌的检出率,而且增加穿刺针数可能导致穿刺并发症发生率的上升[7]。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0年9月至2012年10月108例在我院行12点法和14点法前列腺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两种方法对前列腺癌诊断的检出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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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淋球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和耐药分子机制研究
淋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都引起全球关注的问题.在我国,淋球菌对抗牛素耐药主要表现为:以质粒介导的产青霉素酶的淋球菌菌株(PPNG)、高度耐四环素淋球菌菌株(TRNG)和耐喹诺酮类药物的淋球菌菌株(QRNG)耐药率较高,甚至有些地方QRNG耐药率已经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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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人巨细胞病毒核酸检测的室间质量评价分析
人巨细胞病毒( 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是属于疱疹病毒β亚科的线状双链DNA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相当普遍。对免疫功能正常者,HCMV感染常呈潜伏感染而无明显临床症状,但对于免疫力低下(如婴幼儿)或者免疫受抑制者(如器官移植等),通常会造成严重损伤乃至死亡[1-2]。快速准确的诊断早期HCMV感染并进行抗病毒治疗监测,是有效预防和降低HCMV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关键。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定量准确等优点,特别适用于机体HCMV病毒载量动态变化的监测,目前已广泛用于临床HCMV感染性疾病的检测中[3-6]。但近国外多中心研究表明实验室间HCMV核酸检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real-time PCR在HCMV DNA检测中的临床应用[7-9]。本研究拟选用HCMV质控品( AD169)作为室间质评样本,首次用于上海地区临床实验室HCMV DNA室间质量评价中,以期评估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终促进HCMV核酸检测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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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广谱β-内酰胺酶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耐药监测
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代表菌种.本研究对上海地区4家医院分离的930株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做药敏监测,并用双纸片协同扩散法(DDS)检测ESBLs,以了解上海部分地区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产ESBLs及耐药情况.一、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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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糖化血红蛋白一致性计划建立和结果初步评价
2009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国际专家委员会正式推荐使用糖化血红蛋白A1c (glycohemoglobin A1c,HbA1c)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之一[1].自此,沿用多年的以血糖浓度为主要标准的糖尿病诊断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HbA1c不仅作为判断血糖控制情况的疗效评价指标,也在糖尿病诊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HbA1c的检测结果一致性日益为临床所重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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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肝炎患者输血传播病毒 (TTV)感染的研究
为了解上海地区肝炎病人中TTV的感染状况,以期发现TTV感染与肝脏损害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探讨其传播途径,我们选择了上海地区肝炎病人162例进行TTV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并以健康献血员(ALT正常)作为对照,对分离出的6株TTV部分基因进行测序分析,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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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Helicobacter pylori感染者血清抗Helicobacter pylori IgG亚型的变化
目的:探讨中国Hpylori感染者血清抗HpyloriIgG亚型的变化及其与Hpylori相关疾病的关系.方法:采用ELISA法检测中国广西和上海地区证实为Hpylori感染者血清抗HpyloriIgG亚型的水平.其中上海患者55例,广西患者74例.结果:中国广西和上海感染Hpylori的患者血清中IgG亚型IgG1和IgG2,IgG3和IgG4的水平非常低,上海和广西感染Hpylori的患者IgG各亚型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上海和广西十二指肠溃疡患者血清中IgG2水平显著高于非溃疡性消化不良患者(P<0.05);IgG1、IgG3和IgG4水平在消化性溃疡患者和非溃疡性消化不良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结论:抗H pylori IgG2水平可能是Hpylori感染致十二指肠溃疡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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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有治疗史患者中结核分枝杆菌耐药菌株的传播
根据耐药产生的原因,理论上可将耐药结核病分为直接感染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原发性耐药和结核分枝杆菌菌株的基因组发生突变而产生的获得性耐药,由于结核病的发病特点及结核分枝杆菌菌株的特性,传统方法无法鉴别耐药是否由同一菌株引起,因此目前简单地将原发性耐药定义为未经治疗的患者对某种抗结核药物的耐药,而获得性耐药是既往有结核病治疗史(超过1个月)的耐药结核病.实际上此种获得性耐药包括以下3种情况:(1)由同一菌株突变产生的获得性耐药;(2)治疗前即为2种或2种以上菌株多重感染;(3)在治疗过程中感染了另一种耐药菌株.后两种情况都属于原发性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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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结核病患者耐氟喹诺酮药物的研究
氟喹诺酮类药物是目前重要的治疗结核病的二线药物,但由于其对结核分枝杆菌具有显著的杀菌活性,被提议作为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使用.由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上使用已有近20年时间,被广泛用于其他细菌感染的治疗,人们担心在结核分枝杆菌中已经存在较高的氟喹诺酮耐药水平而不能作为一线药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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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耐多药结核菌突变特点
快速诊断并阻断耐多药结核茵的传播对控制耐多药结核病疫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核分枝杆菌生长缓慢,传统的基于固体培养的药物敏感试验非常耗时,新的基于耐药突变的分子诊断方法将是快速诊断的发展趋势.结核分枝杆菌耐药与基因组上特定基因的点突变有关.目前WHO审核通过了2个基于检测突变的快速诊断产品,但由于不同地区耐药突变特点不同,其在不同地区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很大差异.我们观察了上海地区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特点,筛选出一套高敏感耐药突变位点用于耐药结核病的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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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艾滋病相关性淋巴瘤11例临床分析
AIDS患者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前,患淋巴瘤的风险比HIV阴性人群高60~200倍[1].HAART治疗不仅减少AIDS相关性淋巴瘤(ARL)的发病率,而且也改善了淋巴瘤患者的预后.HAART被证实是治疗ARL重要组成部分[2].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2004年11月-2008年12月收治的上海地区11例ARL的临床特点、治疗、生存情况等,以提高对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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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易感基因位点定位成功
据健康报2001年3月6日报道,由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和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成功定位了一处高血压易感基因的精细位点。此项研究宣告了我国多基因疾病的研究实现了零的突破。 人类基因疾病可分为单基因疾病和多基因疾病。与单基因疾病相比,多基因疾病涉及的易感基因数量多,发病原理也更为复杂。对引起多基因疾病的易感基因的定位和克隆,已成为当前国际上疾病基因组学研究的重点。高血压是人类心脑血管疾病中危害大的一种多基因疾病,目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竞相寻找引起高血压的易感基因。我国科研人员利用微卫星多态性进行全基因组扫描或染色体局部区域精细定位的先进技术,通过对上海地区346个原发性高血压家系的1 500多名成员的基因样本进行分型和连锁分析,发现在人类2号染色体2q14-q23区域存在高血压的易感基因。 “对多基因疾病易感基因的精细定位,只是多基因疾病研究的第一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常务副主任、高血压易感基因研究负责人黄薇教授说,“目前,我们已对定位区段内或附近的25个高血压候选基因进行了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检测,以进一步缩小范围,终找到高血压的易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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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尿酸血症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再认识
高尿酸血症是一种嘌呤代谢障碍性疾病。一般情况下,将男性血尿酸超过420μmol/L(7 mg/dl),女性超过360μmol/L(6 mg/dl)称之为高尿酸血症。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迅速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群调查显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男性为4%,女性为3%[1]。20世纪90年代后期山东的人群调查显示,其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男性为5.79%,女性为2.44%[2],同期上海地区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0.1%(男性14.2%,女性7.1%)[3]。2003年南京市的调查显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13.3%,与欧美地区持平[4]。2009年山东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6.7%,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5]。2010年江苏农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达12.2%[6],同期黑龙江、内蒙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达13.7%,且男性已高达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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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高血糖病理机制及管理策略
2型糖尿病(T2DM)患者如表现为早相胰岛素分泌障碍,其后果为负荷后的显著高血糖。中国T2DM患者具有餐后血糖升高的显著特点。上海地区糖尿病调查研究[1]显示,在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中,伴有餐后血糖升高的患者的比例高达88%。其中,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比例为12%,而单纯餐后血糖升高的比例高达49%。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健康人群中,中国人群在摄食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后的血糖反应也显著高于欧洲人群: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等量的米饭(5种大米)后,中国健康人群餐后2h的血糖增幅均显著高于欧洲健康人群。这些研究都提示对中国T2DM患者来说,应关注餐后高血糖的管理,选择治疗方案时从其病理生理机制及特点入手,重视早相胰岛素分泌,恢复和保护β细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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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指南
一、中国T1DM患者生存状况(一)中国T1DM患者血糖达标率低2003年北京地区儿童青少年糖尿病控制管理状况调查研究显示,平均年龄12岁的T1DM患者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9.8%,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列第9,血糖控制不良者占64.2%[1]。2004年上海地区儿童青少年糖尿病血糖控制调查发现,15岁以前发病患者平均HbA1c为8.9%[2]。来自广东省T1DM转化医学研究2011年的数据显示,年龄中位数29.6岁的T1DM患者平均HbA1c为8.6%[3]。2013年北京地区T1DM儿童血糖控制管理状况研究显示,18岁以下患者平均HbAlc为8.5%,血糖控制达标率仅15.0%[4]。2013年重庆、武汉、成都地区的T1DM儿童青少年生存质量调查及分析发现,12岁以上青少年HbA1c>7.5%者占39.3%[5]。我国上述调查观察的患者数量较少,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但已显示与2009年美国“SEARCH for Diabetes in Youth”研究调查中20岁以下T1DM患者HbA1c达标率为44.4%、平均HbA1c水平为8.18%相比,有一定差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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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应答起搏器在上海地区的应用情况
目的:调查上海地区频率应答起搏器的使用情况,为国内该领域提供较为客观的临床现状数据。方法选取覆盖上海多数区县的16家医院,对2013年2月至2014年2月已植入频率应答起搏器患者的人口学情况、心律失常原因、起搏器类型和开启及开启后关闭频率应答功能的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另外,问卷调查每家医院2~3名植入医生对频率应答起搏器使用情况等的看法。结果①频率应答起搏器植入比例高达74.86%(主要为DDDR),但频率应答功能开启比例不高(平均36.63%),主观有意识不开启R功能的主要原因;②开启频率应答后患者感到不适的主要原因是在植入起搏器前已长期适应慢心率,开启后关闭此功能比例较高(平均50.97%);③植入医生在临床实际工作中,选择频率应答起搏器时对患者是否存在变时功能不良或并无太多关注患者年龄。结论频率应答起搏器的植入比例高但开启比例低,今后应对包括默认值设置及随访调整策略等进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