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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21在恶性肿瘤的潜在临床应用进展
MicroRNA-21(miR-21)是目前发现的一种同时能在多种实体肿瘤及非实体肿瘤中过度表达的microRNA(miRNA),近年来,随着其功能模式的不断深入研究,使这微小分子有可能作为新的生物标志物,为癌症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监测开辟一条新途径。现就miR-21与恶性肿瘤的潜在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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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传角度看儿科脓毒性休克
尽管产生了有效的抗生素和疫苗、形成了基于重症监护病房的支持模式和制定了规范的治疗指南,但儿科脓毒性休克仍然是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问题[1-2]。由于脓毒性休克是儿科重症监护病房长期以来的挑战性疾病,迫使学者们采用遗传和基因组学方法研究此综合征,应用遗传和基因组学识别新的通路和治疗目标、发现败血症相关性生物学标志物以及鉴定脓毒性休克子类[3]。现已确证几种广泛参与炎症、免疫以及凝血的病理生理过程的基因多态性,具有这些多态性的儿童具有患败血症或影响该病预后的易感性。大量研究表明,脑膜炎球菌菌血症以及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1启动子区和脑膜炎双球菌败血症发病相关联。儿科脓毒性休克的表达谱研究证实,补充锌和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8的活性是治疗败血症的潜在新方法。着重于发现败血症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表明,白细胞介素-8是影响儿科脓毒性休克预后的有力生物标志物。本文主要就儿科败血症和脓毒性休克中的基因关联研究、基因组表达谱以及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予以介绍,以拓宽大家对儿科脓毒性休克发病遗传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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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心脏病学院基金会关于肌钙蛋白升高对缺血性心脏病的专家共识
由美国心脏病学院带领的7个专业团体发布了一项共识性声明,帮助医生们了解何时进行肌钙蛋白( Tn)检测及怎样解释检测结果。这一共识文件引用了近完成的心肌梗死( MI )第三次通用定义,确定了确诊MI所要达到的心肌Tn ( cTn )水平。这份由52位专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完成的文件,确定了Tn是检测急性MI佳生物标志物,并确定了在不同临床情况下, Tn达到何种阈值水平即可判定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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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在检验医学中的应用
随着蛋白质分离和鉴定技术的不断发展,蛋白质组学已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由于其可高通量、大规模地研究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细胞或组织中蛋白质表达及翻译后修饰的变化,探索疾病发生的病因、病理过程、病损机制,筛选用于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的生物标志物,逐渐成为检验医学中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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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精准检验、检验精准
随着人类基因测序、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及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提出了新的精准医疗的概念.精准医疗在个体化用药、遗传病分析和疾病预测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并将成为今后疾病诊疗的发展趋势.然而,要实现精准医疗,首先必须做到精准检验,这一需求的不断强化才能推动检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临床实验室是实现精准检验的载体,加强临床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做到检验精准,才能为精准医疗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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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相关标志物实验室检查的发展与展望
骨质疏松症(OS)是一种以骨量减低、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骨密度(BMD)是诊断OS的金指标,但其对早期骨量减少不够敏感.骨代谢标志物具有灵敏性高、特异性强等优点,可更早反映骨量的变化,并可用于监测抗OS药物的疗效.本文对传统和新型的骨代谢标志物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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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标志物应用现状及展望
动脉粥样硬化( AS)是脂蛋白代谢异常、炎性因子作用、单核/巨噬细胞黏附和血小板活化作用及基因异常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脂蛋白及脂蛋白代谢相关标志物、炎症标志物、出凝血和基因标志物等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标志物,在临床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38: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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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技术在肾脏疾病诊疗中的发展
肾病(KD)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挑战.传统的肾功能检测标志物(如血清肌酐和尿素)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仅其影响因素多,而且只有在严重KD时才出现明显增高.因此,探索评价KD更加敏感的标志物很有必要.代谢组学技术是一种极具发展前景的鉴定复杂样本,如生物体液、组织浸液等非靶向和全局小分子代谢物谱的工具.近年来,代谢组学在KD研究上的应用发展迅速,很多可用于鉴别KD的生物标志物通过代谢组学技术被筛选出来.特别是代谢组学方法对KD的诊断潜能较传统方法有更高的准确度.代谢组学技术在KD方面的研究已从实验研究进入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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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条形码方法检测蛋白的关键技术及其发展
蛋白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对了解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很多疾病早期,蛋白标志物的浓度通常很低,常用的ELISA法经常无法检出,灵敏度尚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纳米BCA技术是将DNA标记技术与目标蛋白结合起来,将与蛋白识别过程相关的信号进行放大,通过标记DNA的鉴定来实现蛋白的检测,为生物标记物的高灵敏度检测打开了新的局面[1],在生物分子检测、传染病监测、肿瘤早期发现和监测等各个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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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个体化治疗的现状和前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基因组研究成果斐然,肿瘤基因组学、RNA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基础研究向临床实践拓展,使传统经验治疗模式逐渐向依据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治疗模式转变.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证实,通过检测肿瘤患者生物标本中生物标志物的基因突变、基因SNP分型、mRNA基因定量表达及蛋白表达状态可预测药物疗效和评价预后,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从而提高疗效,减轻不良反应,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1].随着个体化治疗时代的到来,诊断病理学进入了分子病理学时代,临床检测技术也随着生物标志物不同而呈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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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miR-206和 miR-132联合检测在轻度认知障碍诊断中的价值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是介于正常老龄化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1]。研究提示有50%的 MCI 患者在4年内进展为 AD[2-3],故 MCI 被认为是 AD 的前驱状态。目前, MCI 的早期诊断主要依靠神经心理学、神经影像学、遗传物质和神经化学物质的检查,如脑脊液检测等,存在主观性、侵袭性和操作不便等问题[4-5]。因此,寻找能够快速检测,具有准确性、特异性和无创伤性的生物标志物对 MCI 的早期诊断非常必要。血清 MicroRNA (miRNA)作为诊断标志物在临床上具有稳定性好、特异度和灵敏度高、检测方便、创伤性小和易于推广的特点,在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预后中显示了独特的价值[6]。本课题组之前的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在快速衰老小鼠 SAMP8海马组织中筛选出包括 miR-206和 miR-132在内的一系列差异性表达的 miRNA,可能参与 AD 的发病过程[7] 。本研究通过检测 MCI 患者和认知功能正常者血清中 miR-206和 miR-132的表达水平,探讨血清 miR-206和miR-132在 MCI 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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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采集系统在血液分子诊断生物标志物检测中的应用
血液样本作为生物样本库的重要成员,含有丰富的生物分子可用于疾病诊断、判断疾病分期及预后等。血液样本较组织样本具有更容易获取、可连续采样及检测项目丰富等优势。然而,血液样本收集后需进行处理、分装并冻存于适合长期冰冻保存的容器中。否则,血液中 RNA 在常温运输及日常保存条件下容易发生降解,从而影响后续分子诊断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分析及研发。本文阐释了目前临床及科研工作中常规血液采集和保存方法对血液 RNA 降解的影响及常见的解决方案。(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39:55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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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损斑块生物标志物的血清学检测
易损斑块(vulnerable plaque)通常是指引起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及冠状动脉猝死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即有破裂倾向、易于导致血栓形成或进展迅速的危险斑块.当斑块破裂时,在斑块上或斑块附近形成血栓,引发心肌梗死和心源性猝死等,而这样的易损斑块所导致的管腔狭窄并不一定严重.早期识别易损斑块,对降低心血管病变的发生率、病死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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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血脂及超敏C反应蛋白结果500例分析
冠心病(CHD)是目前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大量研究资料表明,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不是简单的脂质沉积病,而是全身动脉的一种慢性炎症反应结果[1].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是反映炎症病变的主要生物标志物之一.为观察冠心病患者的脂质代谢状况及炎症标志物HS-CRP水平变化,对我院500例冠心病患者的血脂及HS-CRP水平进行实验室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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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循环生物标志物检测与临床应用研讨会报名
为了更好地推动循环生物标志物在我国检验医学及相关临床学科的研究与应用,由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办的“2015循环生物标志物检测与临床应用研讨会”将于2015年11月27至29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我国从事循环生物标志物分子诊断与临床应用的学者搭建与国内外著名专家交流的学术平台,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就循环肿瘤细胞、细胞外囊泡、循环核酸等循环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及其在人类重大疾病分子诊断、个体化用药等精准医疗领域展开学术报告与交流,共同探讨循环生物标志物检测与临床应用、科研的现状及展望。欢迎全国检验、临床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并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6分[项目编号:2015-11-00-180(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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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利钠肽和N端B型利钠肽原检测结果判断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B型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和N端B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 BNP)作为生物标志物,已经广泛用于心力衰竭患者的诊断、预后判断及疗效观察等方面.但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如何应用好(NT-pro) BNP(即BNP和NT-proBNP)?作者认为有3点非常重要.首先,要知道BNP释放的刺激因素,如心肌细胞受到牵拉,即心室容积扩张、压力负荷增加,心肌缺血损伤/缺氧,内皮缩血管肽Ⅰ (endothelin-Ⅰ)、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Ⅱ)、白细胞介素-1β( interleukin-1 β)及α肾上腺素激动剂、p肾上腺素激动剂等的刺激[1].由此可见,引起( NT-pro) BNP浓度改变的疾病范围较广.而且,人类BNP基因启动区域存在有多个上调靶基因,其可通过各种促炎症反应和肥大刺激经各种不同的信号途径激活[1].要引起关注的是,与NT-proBNP相比,BNP显示出与左室容积[2]、左室舒张末压力[3]有更强的相关性.其次,要知道BNP释放入血后的病理生理作用,即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具有利钠、利尿、舒张外周血管、降低血压减轻心脏负荷及抗心肌纤维化作用[1,4].再次,要了解( NT-pro) BNP检测的实验室影响因素.因为(NT-pro)BNP检测的实验室影响因素对结果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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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诊断相关标志物研究进展
随着病原体的不断变迁和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肺炎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医院获得性肺炎(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HAP)、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及护理机构获得性肺炎(nursing home-associated pneumonia,NHAP),肺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增加[1-3]。因此,及时诊断和评估肺炎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对治疗决策的选择尤为重要。随着对肺炎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标志物被提出用来辅助肺炎的诊断、病情评估、推测预后和疗效观察,本文就此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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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病因评估及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是少数特异性体质人群发生的药物性肝损伤.对于疑似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目前主要依靠排他性诊断,临床中易被误诊或漏诊.近年来对于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的病因评估及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主要针对目前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的病因评估方法及具有应用前景的诊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今后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诊断提供思路.
关键词: 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 病因 生物标志物 -
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生物标志物的血清miRNAs的筛选
目的:应用microRNA(miRNA)芯片筛选及qRT-PCR技术检测可作为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生物标志物的血清miRNAs.方法:选取4个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患者及3个无家族史正常人的血清miRNAs进行miRNA芯片检测,再用q-PCR方法对于芯片结果进行验证.结果:miRNA芯片筛查出57个上调及30个下调miRNAs,在这些差异性表达的miRNAs中选出8个较为理想的miRNAs作进一步研究,运用3个靶基因预测软件预测靶基因后取交集,得到294个靶基因,均是属于mir-20a-5p,mir-548b-5p和mir-548as-3p的靶基因,用qPCR的方法在标本中进行验证发现mir-548as-3p的表达情况符合芯片结果-在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患者血清中表达上调,结论:血清miRNAs在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患者中的差异性表达,mir-548as-3p可能为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非侵入性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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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ncer,PHC)是世界范围内第8位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占其91.5%.HCC是肿瘤病因学中的重要类型,肝硬化、病毒性肝炎、化学致癌物及环境因素等所造成的慢性肝脏损害都可诱发HCC.HCC恶性度高,容易复发及转移,预后差,而且早期诊断较困难,延误了佳治疗时期.HCC的生物标志物对于HCC的早期诊断、监测肿瘤进展、疗效判定、复发和存活率的判定十分重要.因此,寻找有效的HCC生物标志物是医学工作者多年以来的努力方向,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临床上诊断HCC常用的指标,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0%和90%,AFP-L3、AFU、DCP及anti-p53等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新近发现SCCA-IgM IC在HCC患者有表达,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可能不久以后会成为HCC早期诊断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 肝细胞癌 生物标志物 鳞状细胞癌抗原免疫球蛋白M复合物 甲胎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