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资料
-
趋化因子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儿童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趋化因子(chemokine)是一类引起炎症反应和细胞转移的细胞因子[1].趋化因子中为重要的调节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活性因子(RANTES)、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嗜酸性粒细胞趋化蛋白(Eotaxin)基因均定位于染色体17q11.2区.在对美国黑人同胞的研究中证实,该区域与哮喘相连锁[2].趋化因子基因作为哮喘易感性的重要候选基因,已相继有关于其基因多态性与特应性及哮喘相关的研究报道[3-5].因此我们就趋化因子RANTES、Eotaxin、MCP-1基因中的4个多态性位点,即RANTES-403(G/A)、RANTES-28(C/G)、Eotaxin67(G/A)、MCP-1-2518(A/G),与中国儿童哮喘发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
不同抗原刺激对哮喘儿童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表达CD19、CD80和分泌细胞因子的影响
我们对哮喘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予以卡介苗(BCG)、含CpG基序的寡脱氧核苷酸(CpG-ODN)、对照寡脱氧核苷酸(对照ODN)和尘螨(Dp)刺激后,检测PBMC分泌细胞因子和表达CD19、CD80的情况,探讨CD80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和免疫调节剂对它的影响.
-
α平滑肌肌动蛋白在胚胎肾组织和儿童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中的表达
系膜细胞是肾小球疾病时致病因子作用的主要靶细胞之一,并可进一步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机制主动参与疾病进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是儿科临床常见的肾小球病变,其临床表现轻重不一,预后转归亦各不相同,研究表明,正常体内成熟的系膜细胞不表达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但当系膜细胞活跃增殖时,细胞内出现α-SMA的表达,这与系膜细胞在机体胚胎发育时期所具有的表型特征相似.因此对α-SMA在肾脏胚胎发育过程中表达规律的研究对进一步阐述疾病情况下系膜细胞表达α-SMA与细胞增殖的关系有一定的作用.
-
血清转铁蛋白受体和促红细胞生成素与急性白血病患儿贫血关系的研究
血清转铁蛋白受体(sTfR)是细胞转铁蛋白受体(TfR)的一个可溶性片段,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细胞TfR的数量.已有研究表明,TfR在红系细胞、高度增殖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和低分化细胞表达较高[1,2].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sEPO)可以反映体内EPO的生成能力,受骨髓造血前体细胞总量的影响.二者均与红细胞生成密切相关.
-
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防治建议
维生素D(vitamin D,VitD)有广泛的生理作用,维持人体组织细胞正常生长发育.VitD不直接作用于靶器官,而是通过与VitD受体结合发挥作用,故也属类固醇激素.VitD受体在全身许多组织细胞表达.
-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CD11c、CD18的表达
急性缺血性卒中炎症反应的特征是白细胞聚集并浸润脑组织[1],主要是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PMN)和单核细胞(mononuclear leukocyte,MNL),它是炎症反应的始动因素,且加剧脑组织的损伤[2].有多种黏附分子参与[3],其中β2整合素与其配体结合使PMN、MNL牢固附着于血管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EC),外渗进入脑组织.β2整合素CD11a-b/CD18在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表达的报道较多,未见有CD11c/CD18的详细报道[4].我们采用流式细胞术对28例AIS患者外周血PMN和MNL的 CD11c、CD18进行了测定,期望对AIS炎症机制提出新的理论.
-
多发性硬化患者自然杀伤细胞表达及相关刺激因子研究
多发性硬化(MS)是以中枢神经系统(CNS)多灶性炎症性脱髓鞘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一些证据表明不仅与一些特异性细胞因子(CK)有关,且非特异性免疫如自然杀伤(NK)细胞也参与MS的免疫病理过程,尤其对被病毒感染细胞起直接杀伤作用.我们采用流式细胞仪(FACS)及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技术检测MS患者外周血(PB)中NK细胞表达及刺激前后白细胞介素-12(IL-12)、干扰素-γ(IFN-γ) 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分泌,探讨其在M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细胞因子-毒素融合蛋白治疗恶性脑肿瘤的研究动向
恶性脑肿瘤经手术、放(化)疗后,其预后仍不理想.胶质母细胞瘤的两年存活率为20%;脑髓母细胞瘤起源于神经外胚层,好发于小脑,10岁以下的儿童多见,预后凶险.传统放、化疗对这些恶性肿瘤细胞缺少特异性的杀伤作用,从而导致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及不可耐受的毒副作用,因此迫切需要寻找、开发新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利用脑肿瘤细胞与正常脑细胞表达细胞因子受体数量的差异,设计的细胞因子-毒素融合蛋白,靶向杀伤高表达该细胞因子受体的恶性脑肿瘤的新策略可以弥补传统放、化疗的许多缺陷和不足[1]:(1)可避免由于全身给药引起直接或间接的脏器损害及患者难以耐受的毒副作用;(2)增加了毒素与肿瘤细胞的亲和力,增强了毒素的杀伤性;(3)增加了毒素杀伤肿瘤的特异性;(4)对具有多药耐药的脑肿瘤具有高度的细胞毒作用[2];(5)费用低廉、便于大规模生产,显示了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
四川地区140例上呼吸道NK/T细胞淋巴瘤随访观察
NK/T细胞淋巴瘤是一类原发于淋巴结外的具有特殊形态学、免疫表型及生物学行为的肿瘤.因瘤细胞表达T细胞分化抗原和NK细胞相关抗原,故称之为NK/T细胞淋巴瘤,在2000年新版的WHO分类中将原发于鼻的NK/T细胞淋巴瘤称为鼻NK/T细胞淋巴瘤,而将原发于鼻以外的NK/T细胞淋巴瘤称为NK/T细胞淋巴瘤鼻型.上呼吸道是NK/T细胞淋巴瘤的好发区域,该肿瘤在我国发病率较高,特别是四川地区.我们对我科过去19年中确诊为上呼吸道NK/T细胞淋巴瘤的140例患者进行了随访,以了解四川地区上呼吸道NK/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及其预后情况.
-
SPARC--与角膜创伤修复有关的钙调蛋白
在鼠和人体内SPARS氨基酸序列高度保守,序列同源性为92%.SPARC在眼的许多组织有较高水平表达.内皮损伤、屈光性角膜手术后,角膜上皮和内皮细胞质可见SPARC的出现.SPARC能通过细胞外基质调节细胞与基质间的相互作用,诱导细胞呈圆形;促进培养的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重排,在损伤部位由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表达,这些细胞从事于基底膜的合成和重建;以Ca2+依赖方式特异性结合Ⅲ、Ⅳ型胶原,参与细胞外基质装配、更新或重建的钙依赖性的过程;指导细胞迁移或增殖,介导角膜上皮和角膜基质间相互作用过程,作为一种修复因子参与角膜创伤修复过程,包括角膜移植免疫过程、角膜物理化学损伤等过程.
-
缝隙连接蛋白在角膜与角膜缘上皮细胞表达的实验研究
缝隙连接是特异的细胞膜结构,直接连接邻近细胞胞质,调控离子、代谢产物及相对分子质量小于1000的小分子在邻近细胞间双向流动[1-2],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及再生[3].
-
头颈肿瘤基因治疗研究的进展
头颈肿瘤发病率较高,目前临床治疗仍以手术、放疗和化疗为主。这些治疗手段在晚期肿瘤的疗效及延长患者寿命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近20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出现了肿瘤的生物疗法。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基因治疗为人类战胜肿瘤带来了新的希望。能否将外源基因导入靶细胞并表达,是基因治疗面临的首要问题。Clayman等[1]首先试验了正常及癌变口腔粘膜转染和表达外源基因的能力。发现局部应用腺病毒并不能将外源基因导入人或鼠的正常粘膜,而心内注射却能有效地将外源基因导入健康仓鼠的口腔粘膜。体外转导效率呈剂量依赖型。(2×108)pfu 2次注射可使100%癌细胞表达报告基因。向荷瘤裸鼠模型的肿瘤内注射腺病毒,可使包括远离注射部位的30%的癌细胞表达报告基因,从而为口腔癌的基因治疗奠定了基础。 一、基因替代疗法 现代肿瘤学证明,头颈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多种癌基因激活及抑癌基因失活有关。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向肿瘤内输入野生型抑癌基因已成为治疗口腔癌的一个方向。抑癌基因 p53的点突变是头颈鳞癌频率高的遗传改变,导致无活性的p53蛋白过度表达。许多学者尝试了用野生型p53基因转染治疗头颈肿瘤,体外与体内试验及临床应用均有一定的疗效。肿瘤细胞p53的表达比对照组高出10倍[2],体外肿瘤细胞生长受到抑制。在裸鼠体内实验中向瘤周注射p53基因,肿瘤体积也明显减小,该效应依赖于载体剂量而与内源性p53状态无关。在裸鼠体内皮下接种肿瘤细胞,模仿头颈肿瘤患者术后残瘤环境,野生型p53转染也可抑制其残存瘤细胞形成肿瘤[3]。
-
γ射线诱导人肿瘤细胞表达B7.1分子的研究
B7.1是重要的共刺激分子,它给予的共刺激信号不仅在抗原刺激的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是活化T细胞所必须的,而且对于肿瘤的排斥也很重要[1-3].正常情况下,只有APC表达B7.1分子.大多数肿瘤细胞不表达B7分子,因而逃避了免疫细胞的监视.肿瘤细胞B7,1表达的增加不仅能阻止T细胞耐受性的发生,而且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外来抗原的能力,使肿瘤细胞获得免疫原性[4].用脂多糖刺激B细胞5、日光照射表皮郎罕氏细胞[6]或用γ射线照射小鼠肿瘤细胞[7]均可使B7.1表达增加.然而γ射线对人不同肿瘤细胞B7.1表达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我们研究γ射线与肿瘤细胞B7.1表达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寻找肿瘤放射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结合点及肿瘤疫苗的临床实验提供理论依据.
-
Rova-T治疗小细胞肺癌Ⅰa/Ⅰb期临床试验总缓解率达39%
艾伯维公司在52届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年会上宣布,新开发药Rova-T治疗高表达δ样蛋白3(DLL3)的复发性、难治性小细胞肺癌的Ⅰa/Ⅰb期临床试验中,证实癌症总缓解率39%,临床获益率89%,二线、三线患者中1年总存活率为32%。该药是靶向癌干细胞相关的DLL3的抗体-药物共轭物,80%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细胞表达DLL3,正常组织不见表达,此药向表达DLL3的癌细胞递送细胞毒药物。Ⅰa/Ⅰb期临床试验是多中心、开放、剂量递增的研究,评估其单药对复发的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初步疗效。入选74名均经标准治疗失败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主要目标是大耐受剂量,由实体瘤有效反应评价标准量表测定的总有效率,次要目标是药代动力学参数、无病情发展存活和总存活情况,病情稳定或更好的临床获益率。常见不良反应是疲乏(35%)、胸腔积液(31%)、外周水肿(27%)、恶心(19%)、低蛋白血症(18%)、食欲减低(16%)、血小板减少症(11%)和斑丘疹(3%)。小细胞肺癌是一种侵袭性、难治性肺癌,占全部肺癌的13%~15%,5年存活率<5%,每年新增患者约23.4万。
-
有关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推荐意见解读
目前国内外用于抗乙肝病毒的干扰素主要为α亚型,其作用机制除通过诱导一些抗病毒蛋白(例如2,5-寡腺苷酸合成酶可降解病毒mRNA,蛋白激酶K可阻断病毒蛋白翻译)而起到直接抗病毒作用外,还可通过免疫调节(例如促进受感染的肝细胞表达HLA-I类抗原、增加NK细胞活性等)间接起到抗病毒作用.
-
人大肠癌中CD44基因上皮源性亚型与造血源性亚型mRNA的表达
CD44分子是多种细胞均可表达的一种跨膜糖蛋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为循环淋巴细胞上的归巢受体,参与细胞与间质的相互作用,介导细胞与细胞的粘附.编码CD44分子细胞外功能区的外显子6~15,即变异性外显子1~10(简称V1~10),可发生选择性剪接,因此CD44分子有多种亚型,其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造血源性(hematopoietic)亚型即CD44H,中胚层和造血性细胞表达,V1~10不编码,相对分子质量为9.5×104;另一类是上皮源性(epithelial)亚型即CD44E,也称变异型,正常上皮中弱表达,而在一些癌组织中高表达,相对分子质量为1.3×105~1.6×105,V1~10选择性编码.我们探讨了一组大肠癌病人癌组织CD44E和CD44H mRNA表达之比(E/H)与肿瘤转移等临床资料间的关系.
-
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治疗淋巴瘤并发致死性暴发性乙型肝炎2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绝大多数B淋巴细胞表达CD20抗原,人源化的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美罗华)可通过细胞毒和诱导凋亡的作用,特异性杀灭淋巴瘤细胞和正常的B淋巴细胞,它的不良反应轻微,通常局限于输注过程中,并不增加机会感染的发病率.
-
肝内和肝外细胞表达C反应蛋白的分子机制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证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不仅是一个炎症标志物,还可能具有直接致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的作用[1].因此有学者提出,抑制CRP的合成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治疗AS的方法[2,3].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CRP的特异性抑制剂应用于临床.毫无疑问,要研制CRP的抑制剂,首先得理解和明确CRP的表达机制.
-
S100A9在癌症中的研究进展
S100A9(calgranulin B,MRP14)是钙结合蛋白S100蛋白家族的成员,位于人染色体1q21,通常与S100A8通过化学结合形成特殊的异二聚体[1].S100A9初被发现是作为中性粒细胞表达和分泌的免疫原蛋白,后来的研究表明S100A9是急性和慢性炎症中重要的炎症介质[2].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在血液系统中的表达及作用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s,VEGFRs)包括Flt-1(VEGFR1),KDR/Flk-1(VEGFR2)和Flt-4(VEGFR3),三者在血管新生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的研究还表明,Flt-1不仅与血管新生密切相关,在血液系统中亦有重要作用:在多种血液细胞表达,能够调控造血重建,为血液系统疾病提供很好的治疗靶点.因此,阐明Flt-1在血液系统中的表达及作用,对于治疗血液系统疾病,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