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消化道克罗恩病62例临床及内镜特征分析

CD 是 IBD 的一个主要类型，表现为胃肠道慢性、反复发作、非特异性的全肠壁炎性反应，病变呈跳跃性、节段性分布；可累及全消化道，但主要累及小肠、回肠末端和近端结肠，食管、胃、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 CD 少见，病变不典型，临床上易误诊、漏诊［1］。文献报道，食管 CD 发病率为0．3％～2．0％，胃、十二指肠 CD 的发病率为0．5％～4．0％［2-5］。2012年，Annunziata 等［5］报道上消化道 CD 的发病率为16％。研究显示，IBD 的发病与遗传和免疫密切相关，因此，不同人种的发病特征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Leong 等［6］研究显示，中国 CD 患者仅4％局限于回肠末端，19％的患者合并上消化道病变，而上消化道 CD 病变可导致患者手术和住院风险增加［7］。

不同方式置入胆道支架联合内镜置入十二指肠支架治疗胆道、十二指肠恶性梗阻24例临床分析

胆道、十二指肠梗阻是晚期胆胰肿瘤常见并发症［1］。多
　　数患者已无外科根治术指征。微创联合置入胆道、十二指肠支架解除梗阻，能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和提高患者生命质量［2-4］，但长期随访研究很少。本研究随访以不同方式置入胆道支架后联合置入十二指肠支架对胆道合并十二指肠恶性梗阻的疗效，并对比研究逆行胰胆管造影放置胆道金属支架（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guided biliary stent，ERCP-BS ）、经皮肝胆管内支架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insertion of biliary stent，PTIBS）的引流效果。

消化专科门诊肠易激综合征患者123例的临床特征与就医情况调查

无论是在社区人群中还是在临床上，IBS 都是一种常见疾病［1］。有研究对社区人群中 IBS 的症状学特征进行了分析［2］，但有关消化专科门诊就诊的 IBS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就医情况的报道相对少见。因此，本研究选取连续就诊的 IBS 患者，分析其临床特征及就医情况，以探讨其可能蕴含的意义。

普芦卡必利联合小剂量聚乙二醇治疗难治性功能性便秘90例的短期疗效

我国成人的慢性便秘患病率达4％～6％，＞60岁人群中更是高达22％。慢性便秘患者中约50％为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1-3］。便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4］，这在难治性 FC 患者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普芦卡必利联合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poly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 powder，PEG）治疗难治性 FC 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211例疾病认知和教育需求现状调查

IBS 是以反复发作的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有粪便性状和排便习惯改变的功能性肠道疾病。目前我国 IBS 患病率为5％～10％，占消化内科就诊患者的25％～50％。IBS 的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目前认为与胃肠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脑-肠轴功能紊乱、免疫系统紊乱、肠道炎性反应和食物不耐受等有关。目前，对于 IBS 仍缺乏理想、有效的治疗手段。虽然 IBS 不影响寿命，但是却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健康者相比， IBS 患者更易因寻找各种医疗帮助而花费高额医疗费用。

非霍奇金淋巴瘤并发肠道多发穿孔一例

患者女，67岁，因上腹痛2个月，黑便10 d，发热5 d 于2014年8月4日入院。腹痛多为绞痛，无放射痛，以餐后为著，无恶心、呕吐。当地医院行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胃炎”，予以相关治疗，未见明显好转。入院前10 d 排黑便1次，量约100 mL，不含黏液、脓液及鲜血，之后未再排便。入院前5 d 出现发热，无明显规律性，体温高达38．5℃，自服退烧药后体温降至正常。入院前1 d 腹痛加剧，仍为绞痛，数分钟后缓解，伴腹胀，自觉全身乏力，无恶心、呕吐。病程中患者精神、食欲、睡眠欠佳，食欲差，无明显头痛、头晕，偶有咳嗽、咳痰，为白色黏痰，偶伴胸闷、气短，无心前区疼痛。无明显尿频、尿急、尿痛，近2个月体质量减轻约15 kg。患者自述4年前体检时发现白细胞减少，未注意。入院时体温38．2℃，血压110／70 mmHg（1 mmHg＝0．133 kPa）。一般状态欠佳，贫血貌。双眼睑无水肿，睑结膜苍白，巩膜无黄染。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略粗，双下肺可闻及少许湿啰音。心脏未见明显异常。腹部平坦，未见腹壁静脉曲张，未
　　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壁稍紧张，全腹压痛，无明显反跳痛，肝脾未触及肿大，墨菲征阴性，腹部移动性浊音阳性，肝肾区无叩击痛，肠鸣音4次／min。血清总甲状腺素57．26 nmol／L、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2．62 pmol／L、游离甲状腺素11．23 pmol／L、促甲状腺激素9．109 mU／L。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2．5×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0．807，淋巴细胞百分比0．140，红细胞计数2．98×1012／L，血红蛋白85 g／L，血细胞比容0．257，血小板计数78．0×109／L，血小板压积0．08％。尿常规示白细胞计数73．4／μL，白细胞13．2／高倍视野，红细胞计数64．60／μL，红细胞11．6／高倍视野。谷氨酰转肽酶79 U／L，总蛋白56．8 g／L，白蛋白32．7 g／L，胆碱脂酶2416 U／L，总胆汁酸18．0μmol／L，乳酸脱氢酶1900 U／L，α-羟丁酸脱氢酶1155 U／L。D-二聚体7．18μg／mL。血肌红蛋白84．00 ng／mL，肌酸激酶同工酶0．30 ng／mL。多普勒超声示二尖瓣轻度返流、三尖瓣中度返流、腹腔积液、甲状腺弥漫性回声异常。胸部CT 提示支气管炎、肺大泡、右肺上叶小结节影。骨髓穿刺结果示易见嗜血现象。初步诊断为消化道出血、中度贫血、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缺血性心脏病（心功能Ⅰ级）、支气管炎、肺大泡、腹腔感染。给予左甲状腺素钠片25μg，1次／d 口服；左氧氟沙星0．5 g 静脉滴注，1次／d。6 d后患者仍发热不退，复查白细胞总数3．5×109／L，红细胞计数
　　3．49×1012／L，血红蛋白96 g／L，血细胞比容0．299，血小板计数54．0×109／L。降钙素原0．67μg／L。血钾3．30 mmol／L，血钠129．6 mmol／L，血氯86．0 mmol／L，血钙1．90 mmol／L，血磷0．75 mmol／L。抗生素更换为哌拉西林舒巴坦2．5 g，静脉滴注，2次／d。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穿刺术，抽出淡黄色腹水约150 mL，腹水生物化学检查示总蛋白24．40 g／L，LDH 2029．00 U／L，葡萄糖3．97 mmol／L，氯90．00 mmol／L，腺苷脱氨酶122．00 U／L。腹水常规示外观黄色，李凡他试验示（＋＋），白细胞总数3000×106／L，多核＞单核。加用依替米星0．2 g，1次／d，静脉滴注。次日清晨患者腹痛加重，腹部较前增大。体格检查见全腹壁紧张，腹部明显压痛，伴有反跳痛，无恶心、呕吐。全腹 CT 示腹、盆腔积液，腹腔多发结节影（考虑为淋巴结肿大），见图1。诊断为急性弥漫性腹膜炎，普外科会诊后急诊行剖腹探查术、肠切除术、十二指肠空肠吻合术、胃造口术、腹腔冲洗引流术。术中见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表面水肿较严重，部分肠管表面被覆脓苔，小肠系膜内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部分融合成团，大约5．0 cm×7．0 cm×8．0 cm，小肠系膜挛缩，小肠游离度差；继续探查小肠起始部距屈氏韧带5 cm 空肠管壁增厚，表面水肿严重，可见多处穿孔，大直径1 cm，部分肠管颜色发黑，见图2～3。术后病理报告：（小肠）符合 T 细胞淋巴瘤，有坏死及穿孔，（淋巴结）内见肿瘤组织，有广泛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CD10（－）、CD2（＋）、CD20（－）、CD30（部分＋）、CD3（＋）、CD4（－）、CD8（＋）、CD79a（－）、CD56（－）、Bcl-6（－）、细胞角蛋白（AE1／AE3）（－）、Ki-6770％、黏蛋白1（部分＋）。术后转入 ICU给予机械通气、抗感染、对症及支持治疗。因患者病情危重，治疗难度大、费用高、预后差，治疗后3 d家属放弃治疗，转回当地医院，终死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海兰组织细胞增生症一例

患者男，38岁，因反复腹胀伴牙龈出血1年余，于2014年6月26日入院。院外查腹部超声示：肝实质回声轻至中度增强，门静脉内径约1．7 cm，胆囊壁毛糙，脾脏显著增大，脾厚6．5 cm，门静脉、脾侧脾静脉明显迂曲扩张，提示门静脉高压，未见确切腹膜腔积液。转氨酶轻度升高，HBV DNA 为4．73×104拷贝／mL，口服恩替卡韦后1个月腹胀略缓解， HBV DNA＜1×103拷贝／mL。肝功能正常，自行停药1个月后症状加重，伴乏力、纳差，无恶心、呕吐，无皮肤、巩膜黄染。MRI 示：肝脏改变，多系早期肝硬化，脾大，门静脉高压。入院后体格检查：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心肺未见异常。腹稍膨隆，未见静脉曲张，腹软，中上腹压痛，无反跳痛，脾肋下4 cm，肝肋下未扪及，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无水肿。HBsAg、抗-HBe、抗-HBc 均阳性；HBV DNA＜1×103拷贝／mL。肝功能正常。RBC 3．55×1012／L， Hb 132 g／L，PLT 34×109／L，AFP 2．22μg／L。血小板特异性和组织相容性抗体弱阳性，抗核抗体1∶100，抗 RO52（＋＋＋）。胃镜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肝胆胰腺平扫＋增强 CT 示：肝硬化待排除，门静脉高压征象；脾脏明显增大，增强后脾脏内见多发片状及类圆形低密度影；胆囊壁稍增厚，毛糙。骨髓涂片示：全片可见较多海兰组织细胞；巨核细胞计数增多，全片血小板成小堆可见；嗜酸粒细胞比例为0．055。骨髓活组织检查示：骨髓增生活跃，未见其他特殊改变。肝活组织穿刺检查示：符合中度慢性病毒性肝炎，G2／S2-3。免疫标记：HBsAg 胞膜（＋）、HBcAg（－），免疫表型显示病毒活跃复制状态。诊断为：①慢性乙型肝炎；②脾功能亢进；③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④继发性海兰
　　组织细胞增生症。于2014年7月8日行脾切除术，脾脏病理示：免疫组织化学及特殊染色结果考虑蜡样质组织细胞增生症。2014年7月18日复查血常规提示 RBC 7．2×1012／L， Hb 126 g／L，PLT 286×109／L；肝功能正常。无腹胀，无牙龈出血，病情好转，于2014年7月19日出院。

结直肠套细胞淋巴瘤一例

患者女，78岁，因排暗红色血便1个月于2014年7月19日入院。患者1个月前开始排暗红色糊状血便，初为7～8次／d，后为3次／d。外院予中药制剂治疗后，症状未见明显好转。病程中无发热、寒战，无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无心悸，无腹痛、腹胀，体质量下降约10 kg。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入院前结肠镜检查提示结直肠多发黏膜下隆起（多发脂肪瘤可能）。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5℃，脉搏82次／min，呼吸16次／min，血压122／50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锁骨上、双侧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无其他阳性体征。血常规：WBC 计数为5．2×109／L， RBC 计数为4．35×1012／L，Hb 为118 g／L，血细胞比容为0．372，PLT 计数为244×109／L，中性粒细胞占0．620，淋巴细胞占0．279，嗜酸粒细胞占0．013，单核细胞占0．084。粪常规：隐血试验＋＋＋，高倍视野下满视野 WBC。钙为1．97 mmol／L，乳酸脱氢酶为178 U／L，碱性磷酸酶为72 U／L，白蛋白为30．9 g／L。女性肿瘤指标和凝血全套等检查均正常。结肠镜检查示结直肠多发黏膜下隆起，回盲部、横结肠、降结肠、直肠可见多发条索结节样隆起和黏膜多处糜烂（图1）。超声探头在盲肠及直肠病灶上方探查，发现肠壁明显增厚，其中以黏膜固有层为主，部分突破黏膜下层，厚处达1．69 cm，病变内部表现为低回声，见图2。直肠周围可见数个长径约0．8 cm 的淋巴结。应用活检钳在直肠的病灶上方开窗后，伸入病灶内部取少量黄色组织。活组织病理检查示直肠慢性炎性反应伴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示直肠组织 CD3、CD20、CD79a、B 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基因阳性。腹盆腔 CT（图3）示小肠、结肠和直肠有多发节段性肠壁增厚，合并腹盆腔、腹膜后腔、两侧肺门和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超声内镜、腹盆腔 CT 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等，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Ⅲ期 B 组（Ann／Arbor 分期系统）。患者转入血液科治疗，采用 R-CHOP 方案（利妥昔单克隆抗体、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地塞米松）进行化学治疗4个疗程。化学治疗后3个月复查结肠镜发现，结直肠肿胀隆起病灶明显减少、减小，所见黏膜光滑，未见红斑、糜烂，见图4。患者无明显便血症状，排便基本恢复正常。

误诊为克罗恩病的原发性肠道 T 细胞淋巴瘤18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误诊为 CD 的原发性肠道 T 细胞淋巴瘤（ITCL）的临床特点和预后，总结 ITCL及 CD 鉴别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4年1月诊断为原发性 ITCL，同时在病程中曾误诊为 CD 者的病例资料，收集人口学、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收集177例在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确诊为 CD 的患者病史资料。分析对比两组的人口学、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或Mann-WhitneyU 检验进行比较，分类变量则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两组间是否有差异。结果共18例误诊为 CD 的 ITCL 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17例；中位确诊年龄为38．5岁（28．8岁，42．5岁）；中位确诊病程为6．00个月（3．75个月，13．25个月）；常见首发症状为腹痛（12／18）、腹泻（13／18）及贫血（13／18），2例以急性肠穿孔为首发症状。16例患者病程中出现 B 组症状，其中发热13例、体质量下降16例、盗汗1例。12例患者在病程中出现1种或多种严重并发症，其中肠穿孔9例，消化道大出血7例，肠梗阻2例。而177例 CD 患者中，男104例，占58．8％，中位确诊年龄为22．0岁（18．0岁，29．0岁）；首发症状有腹痛（88．7％，157／177）、腹泻（55．9％，99／177）、贫血（63．8％，113／177）、发热（33．3％，59／177）及体质量下降（59．9％，106／177）等；病程中有30例（16．9％）患者出现肠穿孔（慢性为主），12例（6．8％）出现肠梗阻，7例（4．0％）出现消化道大出血。与 CD 相比，确诊为 ITCL 的患者中男性多见（χ2＝8．837，P ＜0．01），确诊年龄较大（U＝314．5，P ＜0．01），病程较短（U＝385．0，P ＜0．01），临床症状中体质量下降（χ2＝5．867，P ＜0．05）及发热较多见（χ2＝10．609，P ＜0．01），并发症中肠穿孔和消化道大出血相对多见（χ2＝9．185、24．908，P 均＜0．01）。ITCL 的病变部位均为多发病灶，其中8例累及小肠，14例累及结肠，1例累及食管；内镜下均表现为溃疡性病变、大部分病灶呈节段性分布。与 CD 相比，在 ITCL 的肠道组织病理中淋巴细胞增生较常见[17／18比19．7％（35／177），χ2＝42．844，P ＜0．01]，肉芽肿罕见[0比42．8％（76／177），χ2＝12．665，P ＜0．01]。18例 ITCL 患者中，仅9例接受化学疗法，中位生存时间为2个月。结论原发性 ITCL 症状缺乏特异性，易被误诊为 CD，临床工作中应提高警惕，注意鉴别。

微 RNA-21和微 RNA-146a 在结直肠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结直肠肿瘤患者组织和血清中 miRNA-21和 miRNA-146a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100例结直肠癌、80例结直肠腺瘤患者和65名健康对照者的内镜活检组织，同时收集其血清标本，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NA-21和 miRNA-146a 的表达水平，分析其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并评估血清差异表达的 miRNA 在结直肠肿瘤诊断中的价值。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Spearman 相关性检验用于分析组织和血清中 miRNA 表达的关联性。结果在结直肠癌和结直肠腺瘤患者病变组织中 miRNA-21的表达分别为8．573±0．898和7．746±1．183，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的6．160±0．835（U ＝120．129、33．230，P 均＜0．01）；在结直肠癌和结直肠腺瘤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分别为1．829±0．303和1．624±0．226，也高于健康对照者的1．391±0．221（U ＝40．353、15．512，P 均＜0．01）；miRNA-21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中和血清中的表达均高于结直肠腺瘤患者（U＝11．384、10．189，P 均＜0．01）。miRNA-21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高表达与肿瘤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miRNA-21在结直肠腺瘤中的表达水平与病理类型有关。Spearman 分析结果示，miRNA-21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和血清中的表达呈正相关（r ＝0．459，P ＜0．01）。miRNA-146a 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中为2．556±0．351，血清中为0．249±0．038，低于健康对照者的3．428±0．328和0．279±0．053（U ＝102．134、30．111，P 均＜0．01）；其在结直肠腺瘤患者组织中为3．255±0．332，血清中为0．290±0．036，与健康对照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3．936、3．180，P 均＞0．05）。miRNA-146a 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中和血清中的表达均低于结直肠腺瘤患者（U＝73．809、21．123，P 均＜0．01）。结直肠癌患者miRNA-146a 的下降程度与肿瘤临床分期、肿瘤分化程度有关，而在结直肠腺瘤中的表达与临床特征间无明显关系。根据 ROC 曲线分析，鉴别结直肠癌与健康者，血清 miRNA-21、miRNA-146a 及二者联合检测 ROC 的 AUC 分别为0．889、0．791和0．863；鉴别结直肠腺瘤与健康者，其 AUC 分别为0．784、0．692和0．761；鉴别结直肠癌与结直肠腺瘤患者，其 AUC 分别为0．705、0．820和0．713。结论血清 miRNA-21和 miRNA-146a 的差异表达在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中具有潜在的价值。

《中华消化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

《中华消化杂志》稿约

《中华消化杂志》为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消化专业学术期刊，以广大消化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报道消化科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诊疗经验，以及对消化科临床有指导作用且与消化科临床密切结合的基础理论研究。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坚持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消化科临床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消化科学术交流。

《中华消化杂志》2015年度特邀审稿人名单

2015年本刊可直接用缩写的常用词汇

《中华消化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组成名单

饮食因素在功能性胃肠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FGID）是一组慢性或复发性胃肠道症候群，经检查未能发现可解释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生物化学和病理生理异常［1］，主要包括 IBS、功能性消化不良等。FGID 发病率高，个体差异大，是消化科门诊中常见的一类疾病，往往给患者造成较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严重影响其生命质量。多项研究支持食物摄入在 FGID 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大量 FGID 患者称食物摄入诱导产生症状［2-3］。饮食干预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4-5］。但饮食因素在 FGID 发病中的作用仍未阐明。现就饮食因素在 FGID 发病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功能性胃肠病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研究现状和建议

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FGID）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FGID 患者反复就诊，诊治费用高，给个体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来对 FGID 的研究广泛并逐渐深入，其发病机制复杂，可能与遗传、环境、社会心理、饮食和炎性反应等因素有关，其病理生理学机制涉及胃肠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性、脑-肠轴功能紊乱和肠道菌群失调等［1］。研究证实， FGID 的发病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2］。传统治疗方法对某些 FGID 患者疗效欠佳，而心理疗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催眠疗法、生物反馈治疗、放松疗法等］已被用于治疗 FGID。

树突状细胞和肥大细胞对肠易激综合征作用的研究进展

IBS 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有排便异常为主要症状，是临床常见的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IBS 在亚洲国家的发病率为6．5％～10．1％，且呈上升趋势［1］。IBS 并非单纯的功能性胃肠病，内脏高敏感和肠道动力异常是 IBS 两大基本病理生理变化，潜在的机制涉及肠道免疫异常激活、肠黏膜低度炎性反应、肠道菌群改变、肠黏膜屏障功能紊乱等，各机制相互关联［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黏膜免疫功能异常在 IBS 发生、发展中有关键作用，主要理论依据是免疫细胞的表型与功能在疾病演变过程中的变化，其中，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肥大细胞（mast cell）是免疫异常的关键环节［3-4］。现就两种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 IBS 的影响综述如下。

我国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现状

IBS 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全面、准确诊断 IBS 是提高疗效的前提。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罗马Ⅲ诊断标准属于症状诊断标准［1］，我国 IBS 患者的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特点，排除器质性疾病依然是诊断 IBS 的前提。IBS 患者常存在症状重叠，合并精神心理障碍，生命质量普遍下降，故提倡从多维度考量 IBS 病情的严重程度，以更好地指导治疗。

肠易激综合征病因及发病机制

IBS 是常见胃肠道疾病之一，也是消化内科患者常见就诊原因之一。在21世纪，IBS 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临床挑战。目前关于 IBS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IBS 临床表型多样，病因及发病机制由多种因素参与。IBS 可能是一大类疾病，这些疾病表现的临床症状相似，但有着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在过去的40年中，已对 IBS 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传统上，IBS 发病机制包括肠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脑-肠轴调节异常、精神心理障碍等。近，肠道免
　　疫激活和肠道微生态失衡已被证实参与 IBS 发病。尽管这些发病机制已在大多数 IBS 患者中得到论证，但是至今尚无可明确解释 IBS 所有症状的发病机制，IBS的发病是上述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现就 IBS 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做一概述。

从循证医学证据看肠易激综合征的常规药物治疗

IBS 是一组以腹痛、腹部不适、排便习惯和（或）性状改变、排便后缓解等症状为特征的疾病，其病理生理机制包括消化道感觉和（或）运动功能异常、黏膜分泌异常、肠道菌群失调等多种改变，临床治疗以缓解症状为目的。目前常规治疗药物包括解痉药物、促动力药物、止泻剂、通便药、益生菌和抗生素等，但不同患者病因存在差异，同一患者亦可存在多种病理生理异常，因此某一药物常难以纠正患者的所有异常。现拟从循证医学角度介绍常规治疗药物对 IBS 的总体疗效、症状缓解和安全性。

以循证医学为证据处理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消化科门诊中常见的疾病之一，但并未像器质性疾病一样引起临床医师的足够重视。实际上，尽管IBS 不是器质性疾病，但是其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与不少器质性疾病相同，甚至有研究发现 IBS 患者的生命质量低于消化科器质性疾病患者。消化科临床医师应该了解 IBS 的规范化诊断与治疗，依据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临床的诊断与治疗。

肠易激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

IBS 是消化内科门诊为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胃肠病。按罗马Ⅲ标准，IBS 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随排便或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结合亚洲人群包括中国人的 IBS 特征，将 IBS 定义为以腹痛、腹胀或其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排便后症状改善，常伴有排便习惯［频率和（或）性状］的改变，缺乏临床常规检查可发现的能解释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病变。目前关于IBS 的流行病学资料较多，这对于 IBS 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及临床治疗方法选择有一定的意义。现就IBS 患病情况、危险因素、就医情况及其影响等进行阐述。

肠易激综合征的非常规药物治疗

IBS 的常规治疗药物包括肠道平滑肌作用药物（如促动力药和解痉药）、助消化药物、辅助通便药物（如渗透性泻剂）和微生态制剂等。非常规药物治疗手段包括医患沟通、中枢神经药物治疗，以及非药物治疗等，是 IBS 临床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难治性病例。现就 IBS 非常规药物治疗的策略、措施，以及临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简述如下。

远端收缩积分和无效食管动力与胃食管反流的关系

目的探讨食管高分辨率测压（HRM）下远端收缩积分（DCI）和无效食管动力（IEM）与GERD 患者反流情况的关系。方法共纳入69例 GERD 患者，均完成食管 HRM、24 h pH 联合阻抗监测检查。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研究 DCI、无效吞咽次数和 DeMeester 评分的相关性。根据10次5 mL液体吞咽试验发生无效吞咽的次数分成3组，5～10次无效吞咽为 IEM 组（21例），1～4次无效吞咽为动力异常组（19例），0次无效吞咽为动力正常组（29例），采用 t 检验比较3组平均 DCI、残余的有效吞咽 DCI 平均值、DeMeester 评分、酸反流时间、食团暴露时间、近端反流次数的差异。结果69例 GERD患者中，其10次5 mL 液体吞咽平均 DCI 和 DeMeester 评分呈负相关（r＝－0．363，P ＝0．003），无效吞咽次数和 DeMeester 评分呈正相关（r＝0．374，P ＝0．002）。动力正常组、动力异常组和 IEM 组10次5 mL液体吞咽平均 DCI 分别为（1458．96±545．10）、（986．48±577．50）和（288．50±167．25）mmHg·s·cm， IEM 组低于动力正常组和动力异常组（t＝－11．42、－2．12，P 均＜0．05）。动力正常组、动力异常组和IEM 组残余的有效吞咽 DCI 平均值分别为（1458．96±545．10）、（1187．90±669．40）和（450．78±350．73）mmHg·s·cm，IEM 组低于动力正常组和动力异常组（t＝－8．05、－5．27，P 均＜0．01）。IEM组的 DeMeester 评分为（15．42±8．79）分，高于动力正常组的（6．34±3．4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43，P ＜0．05）。IEM 组的酸反流时间、食团暴露时间分别为（54．93±37．07）min、（0．64±0．49）％，分别长于动力异常组的（37．37±22．66）min、（0．52±0．24）％，动力正常组的（21．22±13．98）min、（0．39±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6、2．17，2．60、2．54，P 均＜0．05）。IEM 组和动力异常组的总反流次数分别为（67．10±32．94）、（57．26±38．90）次，均多于动力正常组的（44．61±23．84）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8、2．17，P 均＜0．05）。结论DCI 和无效吞咽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GERD 患者发生反流的情况，IEM 组食管体部收缩力度弱，食管对反流物的廓清能力差。

功能性消化不良餐后不适综合征患者52例胃中液体食物分布特点

目的探讨功能性消化不良（FD）餐后不适综合征（PDS）患者液体食物胃中分布情况，了解其胃动力障碍发病机制。方法应用超声诊断仪对52例 PDS 患者和18名健康志愿者进行胃排空检查，在空腹，大饱腹感，餐后30、60、90和120 min 分别计算近端胃与远端胃面积和容积，近端胃与远端胃面积比率和容积比率，近端胃和远端胃排空率。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卡方检验。结果空腹、餐后120 min时，PDS 组近端胃容积分别为（9．06±7．88）和（24．72±24．02）cm3，健康对照组分别为（5．96±2．13）和（19．48±12．32）cm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637、－0．875，P 均＜0．05）。在大饱腹感时，PDS 组近端胃与远端胃面积比率为1．63±0．42，健康对照组为2．33±0．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44，P ＜0．05）。在空腹时，PDS 组近端胃与远端胃容积比率为0．60±0．38，健康对照组为0．46±0．19，而在大饱腹感时，PDS 组为0．91±0．27，健康对照组为1．30±0．48，差异有统计意义（t＝－1．505、3．970，P 均＜0．05）。在餐后30、90 min 时，PDS 组近端胃排空率分别为（28．10±25．03）％和（68．80±16．14）％，健康对照组分别为（34．97±14．41）％和（75．86±9．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087、1．718，P ＜0．05）；两组远端胃排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PDS 患者液体食物分布在大饱腹感时远端胃容积大于近端胃容积，这可能是导致其近端胃排空率下降的原因，近端胃对PDS 患者胃动力影响较大。

功能性便秘和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相关生活因素上的差异

目的比较功能性便秘（FC）与便秘型 IBS 患者相关生活因素的差异。方法纳入2011年2月至2014年12月的255例慢性便秘患者，其中 FC 170例，便秘型 IBS 85例。另纳入同期1年内无消化道症状的170名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纳入者的人口学基本资料、生活习惯资料等。先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再将 FC 和便秘型 IBS 的各因素纳入决策树模型，分析不同分类下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FC 组与便秘型 IBS 组各生活因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与 FC 组比较，便秘型 IBS 组未发现独立保护或危险因素。经过决策树模型分析，终纳入 BMI、每日饮水量和便秘家族史3个变量，当 BMI＜23．56 kg／m2（除外18．74～＜19．83 kg／m2）时，患 FC 的概率高（高达79．75％）；当BMI 为18．74～＜19．83 kg／m2，每日饮水量少（＜1 L）时，患 FC 的概率高（66．67％）；当 BMI≥23．56 kg／m2，有便秘家族史时，患便秘型 IBS 的概率高（70．00％）。该模型的整体预测准确率为64．6％（42／65）， AUC 值为0．688。结论FC 和便秘型 IBS 的发生与多种生活因素密切相关，BMI 低和每日饮水量少是FC 的影响因素，BMI 较高和有便秘家族史是便秘型 IBS 的影响因素。

肛门直肠测压在功能性便秘和排便障碍诊治中的应用

慢性便秘是消化科常见疾病之一，在我国不同地区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为4％～6％，并随年龄增长而升高，60岁以上人群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可高达22％［1-3］。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男女患病率之比为1∶1．22～1∶4．56。值得注意的是，慢性便秘患者多为功能性，而且其中20％～81％的患者存在功能性排便障碍［4］。肛门直肠测压可以综合评估肛门直肠的功能，对便秘和排便障碍的分型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疗效的评估很有必要。近几年来，随着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技术的出现及对生物反馈治疗的重视，便秘和排便障碍的诊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现就肛门直肠测压的原理及其在便秘和排便障碍中的应用进展做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