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抑郁焦虑治疗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慢性疼痛的临床疗效

慢性疼痛在临床上很常见，消化科也不例外。因上腹及右上腹痛就诊的患者中，慢性胆道疾病较多见，其中伴有抑郁焦虑的患者常反复就诊［1］，久治不愈，甚至切除胆囊仍不能缓解疼痛。以往医师通常忽视了负性心理情绪因素的作用。近年来，有关慢性疼痛伴发抑郁焦虑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2］。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chronic acalculous cholecystitis ，CAC）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更加明显［3］。但对 CAC 患者进行抗抑郁焦虑治疗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观察新型抗抑郁药舍曲林对 CAC 伴抑郁焦虑和慢性疼痛患者的疗效。

抗病毒治疗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随着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发展，肝硬化失代偿的发生率增高，5年生存率仅14％～28％［1‐2］。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in pressure gradient ， HVPG）虽是评估门静脉高压的金标准，但因其侵袭性和价格昂贵，并不适合广泛应用于临床。肝脏多普勒超声结合微泡造影技术能无创、简便、价廉、准确地检测肝脏血流动力学变化，且肝硬化患者的肝静脉减振指数（hepatic vein‐damping index ，HV‐DI）、肝静脉到达时间（hepatic vein arrival time ， HVAT ）等超声参数与 HVPG 相关，能反映门静脉压力的变化［3‐5］。对于慢性乙肝患者，采用拉米夫定等核苷（酸）类似物进行长期抗病毒治疗有效、安全，可降低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细胞癌的发生率，延缓慢性乙肝、晚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进展［6］。目前，关于乙肝肝硬化患者的长期抗病毒治疗对其门静脉高压血流动力学影响的报道不多见。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非随机对照法，利用超声评估长期抗病毒治疗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微 RNA-216a 对急性胰腺炎诊断及病情预测的价值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大部分患者病情呈自限性，但仍有20％～30％的患者临床经过凶险，病死率达5％～10％［1］。及时、准确地诊断 AP是指导治疗、改善预后的关键。虽然以淀粉酶为代表的胰腺功能指标在 AP 的快速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多种非AP 的其他疾病中淀粉酶也会升高［2］，并且其升高程度与疾病严重程度无关，无法反映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预测 AP 患者病情的手段包括急性生理功能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tion ，APACHE ）Ⅱ、Ranson 评分、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边指数（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 ， BISAP）、计算机断层扫描严重程度指数（computed tomography severity index ，CTSI）等，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IgG4相关性疾病一例

患者女，63岁，因皮肤巩膜黄染、尿黄1月余于2014年9月22日入院。患者2014年8月15日无明显诱因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尿黄如浓茶，偶有左上腹胀痛，为阵发性胀痛，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后自行缓解，无放射痛，无进食油腻食物后易腹泻，无畏寒发热，无皮肤瘙痒，无解白陶土样便等。入院前10 d 曾在外院就诊，诊断为“黄疸，原因待查”，予护肝、退黄等对症处理后症状无明显缓解，为明确诊断入院。既往2012年4月患者曾因“胆囊结石”在当地县级医院行开腹手术，术中发现胰腺肿物，考虑“胰腺癌”，当时未处理胰腺肿物及胆囊结石，仅关腹建议患者转上级医院治疗；患者转上级医院后行腹部 CT 平扫＋增强提示为胰腺炎改变，胰腺未见占位性病变。2012年9月患者因“右下颌肿物”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诊断为米枯利兹病。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5°C ，心率72次／min ，呼吸20次／min ，血压158／94 mmHg （1 mmHg ＝0．133 kPa），皮肤巩膜中度黄染，左下颌可触及一大小约3．2 cm ×2．3 cm 肿物，质硬，边界清，固定；双侧腹股沟散在数粒大小约0．4 cm ×0．5 cm 肿大淋巴结，质硬，边界清。入院后查 TBil 194．60μmol／L ，DBil127．60μmol／L ，IBil 67．00μmol／L ，白蛋白34．6 g／L ，球蛋白43．2 g／L ，白蛋白／球蛋白0．8，GGT 322．0 U ／L ，总胆汁酸265．60μmol／L ， ALT 60 U ／L ， AST 77 U ／L ； TC 6．76 mmol／L ， TG 4．58 mmol／L ；ESR 83 mm／1 h ；PT 16．6 s ，凝血酶原活动度57％；抗核抗体（IgG 型）阳性；抗核抗体核型为均质型（1∶320）；补体 C31．284 g／L ，补体 C40．229 g／L ；血清 IgG4＞4．28 g／L ；免疫球蛋白 IgG 22．75 g／L ，IgM 0．747 g／L ；病毒学指标、肿瘤标志物、X 线摄片均未见异常。2014年9月24日全腹 CT 平扫＋增强示肝内胆管轻度扩张，胰头部致密影，考虑可能为钙化灶或胆总管结石；胆囊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可能；左肺上叶下舌段少许炎性反应。2014年9月26日超声内镜示胰腺高回声影，慢性胰腺炎可能；胆总管高回声影，胆道寄生虫可能；肝门部淋巴结肿大。2014年10月6日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示肝小叶结构存在，可见点状坏死及碎片状坏死，部分肝细胞淤胆，汇管区明显扩大，席纹状纤维化，大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并可见较多嗜酸粒细胞浸润，小血管增厚，未见叶间胆管（图1）。 HBsAg 和 HBcAg 均阴性。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κ链和λ链呈多克隆性、多量浆细胞浸润、IgG 阳性细胞为主，IgG4检测 IgG 阳性细胞＞10／高倍视野（图2）。结合临床血清 IgG4水平符合 IgG4相关性肝病（轻至中度）。明确诊断为 IgG4相关性疾病，于2014年10月8日开始予醋酸泼尼松片30 mg ，1次／d 口服，联合泮托拉唑抑酸护胃、钙片补钙等预防不良反应，其他药物均停用。14 d 后复查肝功能示 TBil 51．5μmol／L ，DBil 31．3μmol／L ， IBil 20．2μmol／L ，白蛋白37．4 g／L ，ALT 50 U ／L ，AST 46 U ／L 。28 d 后复查肝功能示 TBil 34．0μmol／L ，DBil 19．8μmol／L ，IBil 14．2μmol／L 。触诊左下颌肿物大小约2．0 cm ×1．5 cm （图3）。之后醋酸泼尼松片按每2周减量5 mg ，抑酸药及钙片继续使用。3个月后患者黄疸完全消失，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抗核抗体核型为均质型（1∶100）；IgG 9．38 g／L ；血清 IgG4＞3．31 g ／L 。触诊左下颌肿物较前缩小，大小约1．0 cm ×0．8 cm（图4）。

胱天蛋白酶募集域蛋白9在急性胰腺炎发病早期的作用机制

目的研究胱天蛋白酶募集域蛋白9（CARD9）在急性胰腺炎（AP）发病早期阶段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收集49例 AP 患者[其中33例为轻症急性胰腺炎（MAP）患者，16例为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入院后第1，第3和第5天的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对照组为20名健康志愿者。采用 Western 印迹检测 AP 患者 PBMC 中 CARD9、B‐cell lymphoma（Bcl）‐10表达水平及 p65 NF‐κB 和p38 MAPK 的磷酸化水平。免疫共沉淀方法和免疫荧光细胞化学分析检测对照组、SAP 和 MAP 入院第1天 PBMC 中 CARD9与 Bcl‐10共定位、表达及结合情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ann‐Whitney 检验比较组间数据。 Pearson 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Western 印迹结果显示，入院第1、第3、第5天时，SAP 组患者 PBMC 中 CARD9、Bcl‐10的表达（1．12±0．05、1．03±0．03、1．01±0．01和1．74±0．08、1．72±0．10、1．69±0．11）均明显高于对照组（0．33±0．10和1．02±0．11）和 MAP 组（分别为0．71±0．02、0．55±0．06、0．25±0．07 和1．15±0．03、1．09±0．07、1．01±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35．76，18．20，P均＜0．01）。入院第1、第3天 SAP 组患者 PBMC 中 p38 MAPK 磷酸化水平（1．88±0．08、1．68±0．11）显著高于对照组（0．58±0．24）和第1、第3、第5天的 MAP 患者（0．86±0．08、0．77±0．10、0．73±0．20，F＝7．24，P均＜0．01）。入院第1、第3天 SAP 组患者 PBMC 中 p65 NF‐κB 磷酸化水平（1．64±0．02、1．55±0．03）显著高于对照组（1．17±0．13）和第3、5天的 MAP 组患者（1．06±0．14、0．87±0．20，F＝4．51，P均＜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CARD9与 Bcl‐10共定位于细胞核，免疫共沉淀 SAP 组 CARD9与Bcl‐10结合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MAP 组。 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AP 患者 PBMC 内 p65 NF‐κB 、p38 MAPK 蛋白磷酸化水平与 CARD9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692、0．834，P均＜0．01）。结论 CARD9与NF‐κB 、MAPK 呈正相关，提示 CARD9在 AP 疾病中激活 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诱导炎性因子产生。

蛋白指纹图谱技术分析炎症性肠病血清蛋白质组学特征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索 IBD 血清差异蛋白指纹图谱的诊断模型及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应用弱阳离子磁珠联合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技术对72例 IBD 患者（其中CD 54例、UC 18例）和44名健康对照者的血清蛋白质谱进行分析，将3组两两对比，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筛选出 P＜0．05的差异蛋白质峰，通过遗传算法结合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方法筛选出佳诊断模型，用留一法评估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 CD 组与健康对照组，UC 组与健康对照组，CD 组与 UC 组中分别筛选出差异大的10个蛋白质峰。质量／电荷比（M ／Z）值为3275．29，4963．91，4980．53，5336．90的4个蛋白质峰组合所建立的诊断模型能很好地区分 CD 组与健康对照组，其诊断 CD 的特异度为97．7％，敏感度为92．6％。 M ／Z 值为2272．41，2660．42，3029．77，5002．78的4个蛋白质峰组合所建立的诊断模型能很好地区分 UC 组与健康对照组，其诊断 UC 的特异度为100．0％，敏感度为94．4％。M ／Z 值为2082．63，2210．64，4039．02，4298．30，4978．03，5002．22的6个蛋白质峰组合模型，诊断 CD 的特异度为50．0％，敏感度为88．9％。结论 MALDI‐TOF‐MS 技术联合遗传算法结合支持向量机模型所建立的 CD 与 UC 血清差异蛋白的诊断模型，对 IBD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内镜治疗后胆总管结石多次复发危险因素的初步分析

目的探讨内镜括约肌切开术（EST ）治疗胆总管结石的患者术后多次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对2007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1日行 EST 胆总管取石的患者进行随访，共成功随访2738例患者，随访时间为3～7年，将其中24例首次 EST 术后结石复发2次及以上的患者作为多次复发组。在未复发患者中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100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相关因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多次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对比分析显示，未复发组与多次复发组间乳头旁憩室、胆道手术史、水平位胆总管与水平线夹角（胆总管夹角）＜45°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0％（17／100）比41．7％（10／24）、13．0％（13／100）比45．8％（11／24）、2．0％（2／100）比20．8％（5／24），χ2＝6．914、13．37、9．595，P 均＜0．01]。进一步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乳头旁憩室（B ＝1．421，OR ＝4．142，P＝0．01），胆道手术史（B ＝1．612，OR ＝5．011，P ＝0．004），胆总管夹角＜45°（B ＝2．661，OR ＝14．31，P＝0．005）为多次复发的危险因素。结论乳头旁憩室、既往有胆道手术史及胆总管夹角＜45°为胆总管结石多次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炎症性肠病与维生素 D 缺乏的关系

目前认为 IBD 是由环境、遗传、感染和免疫因素共同参与，引起肠黏膜免疫系统异常反应所造成的肠道损伤，包括UC 和 CD 。维生素 D 的来源主要包括由皮肤经紫外线照射转化生成的内源性途径，以及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和药物的外源性途径。维生素 D 除传统调节钙、磷代谢的作用外，近年来还发现其对抗感染和调节免疫具有广泛作用，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IBD）相关，并备受关注。

肝癌干细胞表面标志物研究进展

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1］。肝细胞癌作为肝癌的主要类型，在外科切除术后极易复发和转移。肿瘤干细胞理论认为肝前体细胞异常分化为肝癌干细胞（live cancer stem cell ，LCSC），从而诱发肝癌的发生、发展［2］。

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幽门螺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进展

H ．pylori 感染是消化不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和胃 MALT 淋巴瘤等疾病的重要病因。近年来， H ．pylori的根除率明显下降，根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H ．pylori对抗生素耐药。因此，检测 H ．pylori 的耐药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敏感抗生素是根除 H ．pylori 的关键。传统检测 H ．pylori 耐药性的方法主要是药物敏感试验，但 E‐test耗材昂贵，纸片扩散法缺乏有效的判断标准，琼脂稀释法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此外，H ．pylori 对培养要求苛刻，在微需氧条件下生长缓慢，不适合临床常规开展；且药物敏感试验不能鉴定 H ．pylori 菌株基因突变位点。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PCR 、荧光原位杂交（florescence in‐situ hybridization ，FISH）、基因芯片、DNA 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已逐渐用于 H ．pylori 耐药性的检测。

中华消化杂志对稿件的基本撰写要求

论著（包括短篇论著）可按前言、对象（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四部分的结构进行撰写。前言应简要阐明研究设计的背景、采用的研究方法及拟达到的目的，可引用文献，以200～300字为宜。研究方法中应明确提出研究类型，研究类型的关键信息也需在摘要和文题中体现。具体内容包括：①临床研究或实验研究，②前瞻性研究或回顾性研究，③病例系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或随机对照研究。结果需与方法一一对应，避免出现评论性语句。讨论中出现的结果必须在前文结果部分有所表述。

关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投稿网址的声明

2015年本刊可直接用缩写的常用词汇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作者贡献声明

《中华消化杂志》召开多学科审稿专家讨论会

在《中华消化杂志》2015年编委工作会议上，各与会专家讨论建议加强对所刊登文章的影像学检查、病理照片和统计学应用等方面的把关力度，尽可能减少错误，从而进一步提高杂志的学术质量。为了在实践中贯彻这一理念，经过各编委的推荐，终共有消化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和统计学科的近20名资深的医师加入了多学科审稿专家的队伍，并于2015年8月16日上午在上海市医学会召开了第一次多学科审稿专家讨论会议。各与会专家就多学科审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言，经验丰富的教授级专家分享了他们的审稿经验，充满活力的年轻医师则提出了不少设想。经过与《中华消化杂志》既有稿件处理流程相协调匹配，拟定在定稿会之前将需要各学科审定的稿件通过邮件发给相关专家，请各位专家针对其中统计／病理／放射／超声学科内容结合自身所擅长的学科知识进行重点审阅。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多学科的联合审稿、编辑部的严格把关，以及作者的修改过程，终将促进作者更积极地学习，并重视和加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进而逐步提高作者的研究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杂志的学术质量，提升了杂志的品牌影响力。

《中华消化杂志》2015年度特邀审稿人名单

《中华消化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

抑郁引起大鼠结肠动力学改变导致肠易激综合征的离子通道机制

目的探讨抑郁引起大鼠结肠动力学改变导致 IBS 的离子通道机制。方法将 SPF级成年雄性 SD 大鼠分为对照组和抑郁组，各15只。抑郁模型制备采用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刺激方式，28 d 后经旷场实验和液体消耗实验（FCT ）确定抑郁模型成功。根据临床表现、粪便性状和数量确定胃肠道反应，计算腹壁回撤反射阈值，评估结直肠扩张的敏感性变化，确定 IBS 发生率。酶解法分离单个结肠平滑肌细胞，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记录 ICa‐L 改变及其动力学特征变化。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法。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大鼠体质量、旷场实验和 FCT 各测试值均显著降低。抑郁组大鼠排便颗粒数及其含水量明显增加，容量阈值显著降低，与旷场实验和 FCT 呈显著负相关（r＝－0．89、0．91，P均＜0．01），IBS 发生率为14／15。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大鼠结肠平滑肌细胞膜上 ICa‐L 明显增大，对照组 ICa‐L 为（－21．31±4．79） pA ，抑郁组 ICa‐L 为（－33．52±4．45） pA ，且与抑郁大鼠排便颗粒数及其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r ＝0．91、0．91， P 均＜0．01）。对照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I‐V曲线）处在中部，抑郁组处在底部。抑郁组 L‐型钙通道激活曲线显著左移，大半激活电压由对照组的（－7．96±5．95） mV 减小为（－14．81±3．33） mV ；失活恢复电流明显增快，大半失活恢复时间由对照组的（393．28±41．79） ms 缩短为（163．29±27．34） ms ，提前了58．48％。结论抑郁可引起大鼠胃肠道出现明显 IBS ，其发生机制可能是抑郁引起结肠平滑肌细胞膜上 ICa‐L 异常增加，激活离子通道提前开放，失活恢复时间增快，使 L‐型钙通道发生电重构。

肠易激综合征合并抑郁的症状特征

目的通过分析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的消化道和躯体症状特点，拟提高早期识别 IBS 患者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的能力。方法纳入2014年5月至10月就诊的102例 IBS 患者，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随访。另选取102名同期性别、年龄结构相仿并接受问卷调查的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收集、整理所有 IBS 患者的门诊详细资料，对其进行汉密尔顿量抑郁量表（HAMD）、消化道症状调查表、自制躯体症状调查表和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严重度评分（IBS‐SSS）。对健康对照者进行 HAMD 评分。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或卡方检验。结果 IBS 组的 HAMD 评分为（19．1±17．0）分，高于健康对照组的（3．2±2．9）分（t＝8．966，P＜0．05）。102例 IBS 患者中，合并抑郁58例（56．9％），未合并抑郁44例（43．1％）。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有消化道重叠症状占75．9％（44／58），高于未合并抑郁的34．1％（15／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02， P ＜0．01）。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突出的躯体症状为头痛，头昏或头晕，失眠，心慌和心悸，胸痛、胸闷。 IBS‐SSS 显示，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的腹痛时间、腹胀程度和对生命质量影响程度评分分别为78．1±28．7，53．7±17．9和69．4±19．7，分别高于未合并抑郁的34．7±16．6，37．7±12．5和32．4±12．7，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的排便满意度评分为43．7±16．4，低于未合并抑郁的55．0±2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930、－2．326、－8．913、－2．344，P均＜0．05）。结论合并抑郁的 IBS 患者的消化道重叠症状和躯体化症状非常明显且复杂。对于描述 IBS 外症状明显的患者，提示其存在心理障碍，需要在治疗 IBS 症状的基础上进行心理障碍治疗。

生物反馈训练对不同亚型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临床症状、心理状况和生命质量的影响

目的比较生物反馈训练对不同亚型功能性排便障碍（FDD）患者临床症状、心理状况和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依据罗马Ⅲ诊断标准将50例 FDD 患者分为不协调性排便（F3a）和排便推进力不足（F3b）两个亚型。两个亚型患者每周至胃肠动力中心进行生物反馈训练3次，每个疗程5～10次，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均要求每天2～3次家庭训练。比较两个亚型患者生物反馈训练前后临床症状、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中文版患者便秘状况评估问卷（PAC‐QOL）得分变化及两个亚型之间的差异。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或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或 Wilcoxon 秩和检验。结果50例 FDD 患者中，F3a 型13例，F3b 型37例。 F3a 型和 F3b 型患者训练后症状积分均低于训练前（5．62±3．91比8．77±3．59，5．89±3．67比9．35±3．22；t ＝3．264、6．272，P均＜0．01），而训练前与训练后两型之间症状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0．545、－0．230，P均＞0．05）。 F3a 型和 F3b 型患者训练后 SAS 得分低于训练前（30．85±6．67比42．46±8．37，30．65±7．51比38．59±8．38；t ＝4．536、6．402，P均＜0．01），SDS 得分均低于训练前（42．85±8．30比53．92±7．98，43．95±12．17比55．39±10．83；t＝4．788、6．830，P 均＜0．01），训练前后两型之间 SAS 、SDS 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SAS ＝1．431、0．084，tSDS ＝－0．447、－0．301，P均＞0．05）。 F3a 型和F3b 型患者训练后 PAC‐QOL 得分[0．54（0．15，0．88）、0．98（0．51，1．34）]均低于训练前[2．08（1．18，2．34）、1．86（1．34，2．29）]，Z＝－2．903、－4．825。 P均＜0．01]，训练前后两型之间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409、1．891，P均＞0．05）。结论生物反馈训练对 FDD 两个亚型均有效，可改善其临床症状、心理状况，提高生命质量；F3a 型和 F3b 型患者疗效无差异。

盐酸舍曲林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伴抑郁的疗效

目的探讨盐酸舍曲林联合美沙拉秦治疗 UC 伴抑郁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轻度 UC 活动期患者80例，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为＞53～70分。80例患者分成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和美沙拉秦组（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在纳入研究时和治疗后12周分别进行 SDS 问卷调查和胃肠镜检查，以判定疗效。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 t 检验。结果治疗后12周，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和美沙拉秦组的总体有效率分别为75％（30／40）和65％（2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和美沙拉秦组的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指数（UCAI）分别为13．13±4．41和12．41±3．96；治疗后12周，两组的 UCAI 分别为7．29±5．78和8．60±4．56；两组均较治疗前的 UCAI 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6．1067、5．1893，P 均＜0．01），治疗后两组间 UCA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和美沙拉秦组的 SDS 评分分别为（55．98±9．61）和（56．27±8．45）分；治疗后12周，两组 SDS 评分分别为（49．36±4．51）和（52．81±6．11）分；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12周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和美沙拉秦组的 SDS 评分均下降（t＝3．9440，P＝0．0002；t＝2．0986，P＝0．0391）；治疗后，美沙拉秦联合舍曲林组的 SDS 评分低于美沙拉秦组（t＝2．8732，P＝0．0052）。结论在 UC 常规治疗上加用盐酸舍曲林能明显改善 UC 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精神心理因素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目的调查分析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及性别差异。方法连续纳入符合罗马Ⅲ诊断和分型标准的 IBS‐D 患者，以面对面方式问卷调查患者胃肠道症状，完成 IBS 生命质量量表（IBS‐QOL），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测评。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t 检验或 Speaman 秩相关分析。结果共纳入155例 IBS‐D患者，其中115例患者合并焦虑和（或）抑郁，男性和女性合并心理异常分别占71．13％（69／97）和79．31％（4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67，P ＝0．260）。相比40例无焦虑抑郁患者，59例单纯合并焦虑、56例合并焦虑和抑郁或抑郁患者，其肠道症状计分分别为20．85±5．84、21．71±7．47、22．87±6．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1．143，P ＞0．05）。155例患者 IBS‐QOL 总分为71．61±19．22，IBS‐QOL 总分与HAMA 、HAMD 评分呈负相关（r＝－0．262、－0．268，P均＝0．001）。合并焦虑和抑郁或抑郁的患者 IBS‐QOL 总分明显低于无合并焦虑抑郁者（66．05±22．88比77．22±15．35，F ＝4．412，P＝0．005）；除健康担忧和性行为外，6个维度（焦虑不安、行为障碍、躯体意识、食物回避、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得分均明显降低（F ＝3．309、3．279、4．177、3．765、6．041、3．830，P＝0．013、0．012、0．013、0．007、0．001、0．010）。在男性，合并焦虑和抑郁或抑郁患者 IBS‐QOL 总分以及焦虑不安、躯体意识、社会功能3个维度得分低于无焦虑抑郁者（t＝2．143、2．110、2．279、3．061，P＝0．036、0．039、0．027、0．003），而女性患者则表现在食物回避维度得分明显减低（t＝2．812，P＝0．008）。既往有重大精神刺激史、受虐待史患者 IBS‐QOL 总分及6个维度（焦虑不安、行为障碍、躯体意识、健康担忧、食物回避和人际关系）得分较无同类病史患者明显减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241、3．433、2．499、2．296、2．514、3．413、2．601，P＝0．001、0．001、0．014、0．023、0．013、0．001、0．010）。结论 IBS‐D 患者的生命质量受精神心理因素影响明显，且存在性别差异，有针对性地改善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将有助于提高对 IBS 整体治疗效果。

症状导向的二步重归因可提升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处置

一、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FGID）是目前临床消化科医师面临的困扰临床各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有很多躯体症状主诉，但经过各种检查却查不出可以解释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现代西方医学将其描述为医学不能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 ， M US）。 FGID 就可以看作是消化科的 M US 。科学文化主导的生物医学也许认为，M US 患者不是没有疾病，只是限于目前的科学技术能力未能检出，不久的将来或久远的将来一定能找到其背后的疾病。我们不应该怀疑科学，而且必须承认科学对医学的巨大贡献，及时并积极地将相关的科学技术转换和应用到临床医学实践。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重新全面认识医学的多重属性，更合理地解决科学目前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从单维度来理解和治疗存在多维度问题的 FGID 显然是不合理的［1］。正如樊代明教授所言，医学远比科学复杂得多。临床消化科医师更是不可能等待科学发现并能解释后再采用生物医学的手段来处置占消化科门诊患者40％以上的FGID 患者。解释是临床医学的一大问题，每个患者都需要解释，但没有解释也得诊治。走出生物医学心身分离的二元论模式，从心身一元论来理解和处置 FGID 能为消化科医师的临床工作带来曙光。心身整体医学认为，对于 FGID 的症状，不是没有解释，而是医学评估体系的缺陷［2］。单一的生物医学评估体系对症状只做生物学意义的理解，存在着严重不足，从生物医学角度讲，排除了器质性疾病，医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从临床医学的实际来讲，排除器质性疾病本身不具有治疗意义，患者的求诊不会停止，医师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躯体症状还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意义，包括多种精神疾病的躯体症状和患者过度或者错误解读后的负面象征意义（symbolic meaning）。这正是消化科医师面临的困扰，需要引起关注并积极面对。

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精神心理障碍的临床诊治策略

一、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 FD）合并心理障碍的情况FD 是临床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FGID）。 FD 是指存在一种或多种起源于胃十二指肠区域的消化不良症状，且缺乏能解释这些症状的任何器质性、系统性或代谢性疾病。 FD 根据症状特点可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和上腹痛综合征（epigastric pain syndrome ， EPS ）。西方国家FD 的患病率为11．5％～14．7％［1］，我国为19．8％～23．5％［2］。 FD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生理、心理、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 FD 常与其他 FGID 重叠存在，研究发现，重叠患者的精神心理障碍发生率高，程度严重［3］；FD 与焦虑抑郁及其他精神障碍合并存在常见，合并存在时增加治疗的难度及医疗花费［4］。

慢性胃炎与功能性消化不良诊治的心身医学观

慢性胃炎（chronic gastritis）是消化系统中常见的一类疾病，主要是由 H ．pylori 感染所引起的胃黏膜慢性炎性反应，多数是以胃窦为主的全胃炎，胃黏膜层以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为主，部分患者在后期出现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和化生［1］。虽然早在18世纪就提出慢性胃炎的诊断，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客观又易于执行的诊断标准，给临床工作带来很多困惑。正如吕农华［2］所指出的，必须规范慢性胃炎的诊断与治疗，给慢性胃炎患者以经济有效的治疗，带来更大的利益。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一项多中心调研对慢性胃炎的症状谱、胃功能、有无 H ．pylori感染、胃黏膜有否糜烂与症状的关系做了详细研究和有益探讨，特别在文章后指出，如伴有心理障碍则需加强心理治疗，必要时应用抗焦虑抗抑郁治疗［3］。目前国外从悉尼诊断标准到新悉尼系统，国内也有许多关于慢性胃炎的诊治共识和指南，但为什么还不能规范慢性胃炎的诊断和治疗？是诊断标准的可操作性出了问题，或是医师未按共识诊断？现拟从另一侧面，即从心身医学的角度重点讨论慢性胃炎的相关问题，也会涉及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的问题。

从医学模式转变看功能性腹胀的成因和处置

随着社会发展与医学进步，许多疾病已不能单纯用生理学观点来解释其所以，故而学者们逐渐将注意力从疾病转移到了患者本身，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该模式把环境、心理因素和疾病的发生和转归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整体性的全面理解，能够更科学地解释疾病的各种现象，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也便于更为有效地处置患者。

消化心身疾病常见临床表现的分类及处置对策

众所周知，胃肠道疾病特别是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FGI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中，精神和心理因素起到重要和关键性的作用［1］。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而迅速的变革，这使得与精神应激相关的胃肠道疾病患病率呈逐渐增高趋势。处置消化心身健康问题日益成为消化专科临床实践中的巨大挑战。然而，就诊于消化专科的患者，即便是合并存在精神和心理障碍或心身患病因素，他们的主诉和治疗诉求却主要是胃肠道的症状。如不恰当处置相关的心身健康问题，胃肠道疾病的治疗就难以取得理想效果。那么，如何提高消化心身健康处置能力呢？理论上讲，关键是提高对这类问题的识别能力。事实上，在传统消化专科诊治技能的教材或出版物中，尚无易于理解和掌握的心身因素相关的症状学分类体系。现从精神、心理及神经胃肠病学的“双元论”认识角度，梳理消化心身健康问题在消化系统的临床表现，并以方便临床干预的思维，将这些临床表现加以分类，并逐条提出实用的应对处置策略。